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生于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三国时期蜀汉名相，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发明家。

　　诸葛亮曾主动申报个人财产，生前在给后主的一份奏章中对自己的财产和收入进行了申报：“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他可能是中国最早进行财产申报的官员。诸葛亮去世后，其家中情形确如奏章所言，可谓内无余帛，外无赢财，他主动申报家庭财产，正是体现了他廉洁自律的品德。

　　曾五度在四川任职的赵抃，因在川中为官多年，在民间留下很多故事。如关于清白江的典故，《山堂肆考》卷三《地理》载：“清白江，在成都新繁县。北宋赵抃过此，曰：‘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因名”。《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二亦称：“清白江，新繁治北一十里。宋赵抃过此，尝曰：‘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如今四川省境内此江尚存，现成都市青白江区即因此江而得名，只是时光更替，将“清白江”误作“青白江”。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人（今郫县友爱镇子云村），西汉末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是继孔孟之后的一代大儒，有“西路孔子”、“中国西方圣人”之称。

　　公元2年，出现了天旱，蝗虫盖日遮天，当权者不作为，使得瘟疫在长安肆意蔓延，扬雄的两个儿子因瘟疫相继离世，扬雄扶柩返蜀。回到家乡的扬雄继续修改《太玄》，撰写《法言》。成都有个富商，看出了《法言》的影响力，他知道扬雄一向清贫，为儿子办丧事更令他生活窘迫，于是他带着十万铜钱去拜见扬雄，希望能够留名史册。扬雄不为金钱所惑，拒绝将其写入《法言》，他认为《法言》会流传千万年，必须有一定的标准，以事系人，若达不到这一标准，任何人都不能载入其中。

　　李冰，秦代蜀郡守、著名水利学家、都江堰创建者。

两千多年前，李冰采用“积薪烧岩”的原始方法，燃烧树木将岩石烧红发烫，再用江水浇泼，岩石因“热胀冷缩”破裂后，用人工将碎石运走，经过多年艰辛不懈的烧凿岩石，形成了40多米长，20多米宽的内江总进水口，因其形似瓶颈而得名“宝瓶口”，被凿开的山丘叫离堆。

　　在都江堰的修建过程中，李冰作为一位郡守，一名掌握巨大权力的地方大员，却没有将自己得位置摆的高高在上，而是脚踏实地的深入民间，与普通堰工一起每天早出晚归，与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廉洁自律，体现了人民公仆的本色，他心中永葆的一腔浩然正气将长存于都江堰畔。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唐朝河南巩县（今河南郑州巩义市）人，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

　　759年7月，杜甫弃官流寓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漂泊西南的生活。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清苦，在他离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介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心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

　　丁宝桢，字稚璜，贵州平远人，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24岁时中进士。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其时四川早已百业破败，官场黑暗，民不聊生。成都官员惊闻丁宝桢赴任，欢迎的队伍足足排了半里之长。结果丁宝桢轻车简从，早已回了总督府。他上任后，艰苦朴素，率先垂范，四川官场官风大变，渐渐以俭养廉，廉俭之风日甚。他不畏权势，清正廉洁、缉捕盗匪，整顿社会秩序，颇受百姓爱戴。

　　1886年，一生辛劳的丁宝桢死于四川总督任上，朝廷追授太子太保。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一方诸侯，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死后清点遗物时，府内不仅没有一件古玩珍宝，连像样的家具也不多，清廉得钱财皆无，只剩下满柜书籍、一些笔砚和敝旧衣物，最后还是藩台拨银、僚属和绅民含泪集资，始得成丧，棺木出城时，上万百姓泪如雨下，扶老携幼送行，声动蓉城。

　　文翁（公元前156年—前101年），名党，字仲翁。安徽庐江西南人。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是中国历史上创办官办教育的第一人。

　　文翁选拔郡县小吏中有才能者如张叔等18人，保送他们到京城，就学于太学，那时并没有专项教育资金，他为了解决这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不惜减少官府行政开支，购买蜀刀、蜀布等蜀地特产物品，委托考使送给太学中的博士。学生学习几年后回蜀郡，都被择优提拔为高级官员，或者作为蜀地的师资在当地培养人才。文翁的这种把有一定实践经验的苗子派往京城学习培养人才的做法，开保送制度的历史之先河。同时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文翁石室”，该校至今留存，就是成都名校“石室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