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文子玉

　　图为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远景（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办公室供图）

　　图为甘肃临洮寺洼遗址出土的陶器（拼版照片）。新华社发（考古杂志社供图）

　　4月24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等十个项目成功入选。这是自1991年开始评选以来，第35次评选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物证穿透时空，追溯文明之源。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涵盖了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夏商周考古、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佛教考古等多个领域。入选项目有哪些特色亮点，呈现出中国考古事业怎样的发展趋势？这些项目为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再添哪些实证？记者采访了多位参评项目负责人和专家，共同品味“何以中国”。

　　入选项目类型丰富多样，涵盖地域广阔，新遗址和新发现多

　　“今年入选项目，类型丰富多样、涵盖地域广、多学科综合研究不断深入，从多角度实证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发布会现场点评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说。

　　从揭示人类文明起源到探寻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从大一统王朝国家建筑与祭祀制度到新疆西藏等边疆考古成果……现场专家一致认为，今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实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淮水南岸，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镇，一座规模宏大的“甲”字形楚墓沉卧地下。其四周由夯土垒成台阶，以“回”字形层层内收，一直延伸至墓坑内。在经过4年多的科学考古发掘后，这座沉寂了两千多年的武王墩墓，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武王墩一号墓编号文物已过1万件，数量十分庞大，种类包罗万象，为了解楚国物质文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项目负责人宫希成介绍，经过考古勘探、发掘、整理、研究，再结合文献史料综合分析，一号墓墓主人是《史记·楚世家》中记载的楚考烈王“熊元”，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时空坐标。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教授雷兴山认为，武王墩一号墓为研究楚文化的政治格局、礼制变迁与艺术成就，树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标杆，不仅改写了楚文化研究的时空框架，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江淮实证。

　　三千多年前，为躲避西方族群的攻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族人迁居到陕西岐山。随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总面积逾30平方千米的最大先周文化聚落和西周都邑聚落展现在世人面前。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调查、70年代开始发掘研究，直至现在，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持续深耕发力，取得显著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介绍，近年来，周原遗址考古工作按照聚落考古理念，发掘到西周时期宫城、小城、大城三重城墙，以及先周、西周与战国时期大型夯土建筑群。这种考古理念弥补了过去考古发掘零散、不成系统的不足，并将过去发现的散乱遗迹有效整合，让老遗址结出了“新果”。

　　1924年首次发掘、2018至2024年间开展7次发掘，甘肃临洮寺洼遗址发掘研究历时百余年；从20世纪40年代起至2025年，陕西宝鸡周原遗址考古工作已走过80余载……记者在4月23日举办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注意到，许多入选项目凝结了几代考古人的心血，考古研究历时长、成果丰。

　　“考古是一个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今年入选的不少项目都是在大遗址考古基础上的考古新发现。这些填补空白、链接缺环的新发现有着长期的学术积累，是认真谋划、科学布局、厚积薄发的结果。”陈星灿说。

　　多学科综合研究持续深入，人文与科技深度融合成为中国考古重要趋势

　　碳14测年、同位素分析、遥感探测等技术广泛应用于遗址年代测定、古代人群迁徙及资源利用研究；分子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被用来分析我国古代遗存……记者在终评会上注意到，多学科考古的特点持续深化，人文与科技深度融合已成为当下中国考古的重要趋势。

　　在新疆喀什市东北荒漠中，一处高约8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洪积台地上，屹立着一座汉唐时期的佛教寺院遗址。“莫尔寺遗址的发掘较系统地揭示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寺院布局和演变过程，提供了我国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形制布局和中国化发展的典型样本。”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说。

　　寺院的探索复原工作与多学科综合研究密切相关。项目负责人肖小勇告诉记者，他和团队针对莫尔寺遗址及其周边环境实施了古环境、微形态、动植物、残留物、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废弃后再利用等多学科综合探索。“初步研究表明，西汉中期至三国中期，莫尔寺遗址一带气候相对温暖湿润，距今1600年左右转干，植被呈典型荒漠景观，持续至7世纪末。”肖小勇说。

　　近年来，科技对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日益明显。2023年，国家文物局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助推更多的行业、人才、技术、资源进入文物领域，通过“文物+N”的融合发展，拓展文物科技的发展空间。在学科交叉融合的推动下，中国考古学逐渐突破传统研究范式，形成了以科技考古、环境考古、分子生物学、数字技术等为支撑的多元研究体系。

　　随着多学科交叉融合，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出更多细节，复现出古人生活的“高清”画面。在有着大量倒伏古树的河畔森林，先民采集橡果、李等30余科若干种植物的种子和果实，狩猎熊、象、鱼、鸟等囊括海陆空的几十种动物，在骨头、石头、橡果上刻划平行线、十字等神秘图案……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发掘，还原了距今约10—5万年前的大型自然景观和人类生活现场。

　　“我们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坚持多学科综合研究，不同团队深度融合。”项目负责人郑喆轩告诉记者，考古团队持续加深与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及英国、法国等10余家科研单位20余支国内外权威专家团队的交流合作，系统开展年代学、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埋藏学等多学科研究，有力保障了工作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比如我们在对第一地点（濛溪河遗址）开展年代学研究时，通过碳14、光释光测年和铀系法断代等多种手段，确定其处在距今约8—6万年，正是早期现代人演化关键阶段。”

　　“东亚现代人的由来是当今学术界与公众聚焦的热点问题。经过系统调查与科学发掘研究的四川濛溪河遗址群，为揭开这个长期论争的谜底提供了全新证据。”陈星灿认为，濛溪河遗址饱水的埋藏环境保存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远古社会，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包含丰富石器、动植物遗存的“全科型”遗址。华南本地传统的新型小石器文化及遗址群的发现、一系列现代人行为的确认、对动植物的广谱利用等，清晰展现出百万年人类史关键节点上的历史场景。

　　“每个探方都是跨学科实验室。”现代考古已形成包含23个细分技术门类的科研矩阵，涵盖了从物理探测到数字化记录的多个方面，极大地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和应用。多学科协作不仅拓展了文明认知的边界，更让考古成果成为滋养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在科技与人文的共振中，中国考古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解码文明基因，书写兼具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的文明叙事。

　　考古发现有力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发展特征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西北郊的黄陂盘龙城遗址，是目前所见夏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城邑。随着城垣、宫殿基址、贵族墓葬等一系列重要遗迹的发掘，探索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序幕被缓缓拉开。

　　“盘龙城遗址为我国夏商文明研究再添一例实证。夏商时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关键阶段，较为成熟的王朝文明在这一阶段得以演进。但夏商王朝的国家形态、文明形态等历史方面的考古工作，仍存在大量空白。”雷兴山说，“我们需要更丰富、确凿的实物证据，以及更多的历史细节，以此增强历史可信度，丰富历史内涵。很欣喜地看到，盘龙城遗址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两大重要地区联系了起来，推进了中原王朝向南的扩张和经略、长江文明进程等问题的研究。”

　　边疆考古也是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终评会上，位于中印、中不边境的西藏中南部的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吸引了专家们的关注：这是距今超过四千年，目前所知青藏高原中南部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自身文化特色鲜明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

　　稻、粟、海贝、象牙、羊、滑石珠、红玉髓……项目负责人夏格旺堆为大家悉数在遗址中发现的外来遗存。“这不仅填补了跨区域文化交流的诸多空白，而且对于研究极端环境中本土文化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夏格旺堆说。

　　“以康马玛不错遗址为代表的边疆考古表明，在中原文明兴起的同时，边疆地区也同步开启了文明进程，并且与中原文明有着紧密联系。”霍巍说，这也印证中华民族具有统一性、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等特点，充分揭示了中华民族紧密团结的内在文化机理。

　　近年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国家统一部署与各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我国边疆考古已取得显著进步。“期待未来有更多边疆考古项目入选，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能够走进书本、陈列在博物馆中，让大家切实感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霍巍说。

　　从时间纵深到空间广度，从技术传承到制度创新，在这片从未断绝文明血脉的土地上，中国考古发现以“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为轴线，回答着“何以中国”的永恒追问。“它们不仅是‘过去’的见证，更是‘当下’文化自信的根基与‘未来’文明对话的桥梁，有力驳斥了‘文明断代论’，为全球文明史研究贡献了中国范式。”陈星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