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荣桓（节选）
林月琴

　　那是在1945年秋天，荣桓奉命去东北之前，山东军区在鲁南组织了攻打临沂城的最后一次战斗。当时荣桓正卧病在床，党委未让他去第一线指挥作战。临沂城是日伪军多年盘踞的地方，这时又得到投降派王洪九的支持，城高壕深，易守难攻。当得知因前线指挥员作战决心上的迟疑，攻击一度受挫的消息，他跳下病床，一定要亲自前去指挥。同志们都不放心，我也怕他支撑不住，就交代秘书、警卫员不要为他做出发准备。当荣桓强撑着病体走到院子里，一见既没备马，又无参谋、警卫员照面，这个老实人发“火”了！他直冲着我高声批评说：“你还是党员呢！你的党性哪去了？谁给你的权力这样做的……”我感到很委屈，心想，这并非个人意见，完全是根据组织上的委托，要我照顾他的健康嘛。那时，我们那个大孩子东进已7岁了，在院子里闻声爬到窗口一看，竟吓呆了！他从来没有看到爸爸发火、妈妈哭嘛！我看一时劝不住他，就去找山东军区副政委黎玉同志，在黎玉同志的劝说下，他才“熄”了“火”。我事后知道，荣桓是担心部队完不成任务，将影响到我军向津浦，陇海铁路的大进军。后来我们进驻临沂，荣桓又要人搀着，带领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勘察了临沂城的全部地形，视察了我军的攻击路线和突破口，总结检查了组织指挥上的优缺点。当时我还劝他说：“仗已打过了，城也攻下来了，就不必再这样辛劳了。你的身体……”“瞧你，总是惦挂着我！”荣桓立刻打断我的话，指着敌人的防御工事说：“胜利，是用生命和血换来的，我们要珍惜所付出的代价。不去实地走一走，又怎能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教训，又怎能对得起死者？”荣桓就是这样，心里时刻记着牺牲的同志，时刻装着党的事业，唯独没有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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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了荣桓在我的工作问题上，所给予我的深刻教育。1938年，我从延安到山西孝义抗日前线时，在115师师部工作的梁必业同志准备要我在司令部做机关协理员工作，荣桓考虑再三后，对我说：“我相信你能胜任在部队的工作。但我觉得还是参加地方工作为好。一则，地方工作对女同志比较合适，晋西北根据地刚刚开辟，有许多工作等着女同志去做。再则，最好不要在我所领导的单位工作，这样对你的锻炼可以大些。你看怎么样？”我感到荣桓考虑得很周到，随后就去孝义区党委报到。区党委书记林枫同志指派我和郭明秋同志一道，着手办起了党员训练班，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地方工作骨干。我随荣桓从莫斯科回国后，荣桓成天忙于工作，常去双城，我待在哈尔滨，时间久了，感到太清闲了，便要求参加工作。不久，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的同志找我谈话，准备把我分配在野政组织部任副部长。我回家后把准备参加工作的消息告诉了荣桓，他很高兴，但对任副部长一事却没表示什么意见。他说：“你究竟做什么工作合适，让我再考虑考虑。”一直过了好几天，他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对我说：“你在山东曾做过组织工作，这岗位对你是适合的，但是，为什么要去当什么副部长呢？我看就不要那么些‘长’字了。”我知道他一定是对我的工作有了新的想法，就问道：“你看，我做什么工作更合适呢？”荣桓说：“现在，哈尔滨的军队家属很多，有许多娃娃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去办一个子弟学校。这个问题关系到培养革命后代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事。你就去做这个工作吧。”我问：“我两手空空，能办成什么事？”荣桓说：“这些家属中间，不少是有文化、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你去把她们组织起来，请她们跟你一起干。她们既有工作做了，孩子们又可以受到教育。孩子们的教育很重要，我们这一代人打了天下，还要他们去建设啊！”我遵照荣桓的意见，不要职务，不要名义，在哈尔滨部队机关挨家挨户地串连，把干部家属们都组织起来，办了一所子弟学校。子弟学校一开始设了小学部和幼儿园，前方后方干部的孩子都收。他们的学习、生活都有人管。父母在前方的，解除了后顾之忧，在后方的也减轻了家务负担，大家都很满意。第2年的“三八”妇女节时，蔡畅同志还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我们家属为孩子们办了一件好事。全国解放后，这个学校随军到了武汉，培养了不少干部子弟。以后，赖传珠同志任总政干部部部长时，对我说：“你过去办过学校，还是去办学校吧。”荣桓也鼓励我去，我又筹办了一所“十一”学校。

　　全国解放后，荣桓一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不熟悉荣桓的人，看他外表很严肃；熟悉荣桓的人，都知道他一肚子热心肠。他常说：“政治部要成为干部的家，使干部来了感到温暖。不要阎王爷开店，小鬼不敢上门。”荣桓总是教育家里的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热情接待每一个来访的同志，只要有人打电话要来，他就叫我或秘书到门口去等。有一次，一个同志打电话要见荣桓，我看天晚了，怕影响他休息，就请那位同志明天来。第二天早晨散步时我把这个事告诉他，他批评说：“这样不好，过去在山沟里打游击，什么时候要见就什么时候见，现在有病就不能见了吗？人家来看我，能谈多少就谈多少，不能谈，见见面也好嘛！”还有一次，我们刚从外地回来，一位犯错误的同志打电话要来看他，没等那位同志来，荣桓却带着病先到他那里去了，那位同志很感动。荣桓经常说：“干部犯了错误，最需要帮助和温暖，要热情关怀他们。”

　　对已故老战友的家属、一些烈士子女，荣桓也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成长。朱瑞是和荣桓在一起长期工作过的一位同志，他在辽沈战役中牺牲后，荣桓时时惦挂着他的子女。1960年，荣桓还交代我一定要把朱瑞同志的孩子接到北戴河，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度暑假。1946年荣桓出国就医时，组织上曾要我们带了一笔钱，作为在苏联的生活和医疗费用。到莫斯科以后，由于苏方的招待，这笔钱未能用上。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刚结束，荣桓见我党在那里学习的一些干部子弟生活处境比较艰苦，就从这笔钱中拿出了一部分，为孩子们添置了一些衣物和学习、生活用品，而他自己却分文不用，回国后如数交给了财务部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荣桓一贯的思想品质。

　　1963年12月16日，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辛劳了一生的荣桓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荣桓弥留之际，拉着我的手嘱咐道：“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荣桓又交代子女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回忆荣桓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对我来说仿佛是再一次与他相见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这样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他的优秀思想品质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模糊，而且更加鲜明了。（节选自《回忆罗荣桓》，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