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前辈 人民的儿子——吴玉章
兰其邦

　　吴老一辈子干革命，他的家人也是付出了沉重的牺牲代价的。他只有一子一女，女婿死于土地革命时期，儿子死于全国解放前夕。我和李蓉是他年纪最小的外孙和孙儿，老人也格外的钟爱我们。记得1938年6月他从法国回荣县的时候，才懂事的我成天就跟着外公跑，他也不觉厌烦，上县城讲演也带着我一路；1946年他担任我党公开的四川省委书记，我上重庆时他也叫我住在一起；解放后我在人民大学读书，外公也要我住在他身边，晚上要是回家晚了，他就要问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就注意这一点，晚上等客人走后，外公要看文件了，就进屋问安，说一声“公公，休息啦。”他要有事，就叫我们先去睡；他要兴致好，就把我们留下来摆摆龙门阵。

　　那是些多么亲切而温馨的夜晚啊！时光汰去了很多东西，但外公生前的教诲，我却越久越感到了它的重量，越远越看到了它的闪光。

一

　　外公多次谈到他自己和他的家人。

　　吴老摆谈中，说他二哥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清廷的丧权辱国非常悲愤。因此，教他背诵《正气歌》，亲自讲授民族先贤的事迹和文章。他去日本学师范时，也就带了吴老一路。他大哥在当家，家境也有困难，但他说“哪怕家里吃搅搅，也要培养你成为个有志向的人。”

　　吴老出国后，痛感中国落后，学习非常刻苦，同时也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如组织四川同乡会，在留学生总部服务，参加同盟会等。以至留日同学称他为“活泼的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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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吴老对人是非常温和宽厚的，但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却比较严，对家人更严。对自己更是严之又严。

　　1946年在重庆的时候，尽管他是政协代表，党的省委书记，他有一套在国外做的西服，只是外出或开会时才穿，平时都穿延安带出来的布服和粗呢衣服。听到街上的镊子响，就把串街的剃头师傅叫来，坐在檐下理发。

　　全国解放后，吴老的生活条件当然好多了，当时我妈妈还有舅妈和她的孩子们，都住在东四六条小院里。可开饭时我们都是去吃大灶，吴老尽管喜爱孙儿，但从不叫去和他用餐。只是每年中秋，他要买些葡萄酒和添些菜肴，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但这都是吴老自办招待，会餐后都叫赵九銮师傅开票算钱。

　　吴老的小车，我们是从来没有坐过的。那时中南海机关周末常演电影。我舅妈和我们表弟妹们，都是挤公共汽车去看电影。记得有次本浔弟发高烧，用小车送去医院急诊。事后就叫秘书钟涵同志登记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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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我刚到北京时，吴老就找我谈话。他说：“我们有两重关系：一是同志关系，一是长辈与后辈关系。封建社会讲夫荣妻贵，封妻荫子，共产党是不讲这一套的。我们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你们工作得好是你们的功劳，我工作得好是我的努力。可以互相鼓励，但不能有所依附。不单是你，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能用我的名义在外面去办什么事。”

　　在三年困难时期，外公要求自己和家属就更严格了。我妈妈那时都六十多岁了，他还是要动员她回荣县老家去参加生产。我姐夫马甫从广东上京开会，带了点糖和水果去看望吴老，吴老一定要他去补货票。我们作后辈的，觉得吴老自奉过俭。外公就讲他多次为革命理财，从来是一丝不苟……他还说：“生活太优裕了容易滋长特权思想。这也好比硫酸，用得好是催化剂，用得不好是腐蚀剂。”

三

　　我上北京读书时，因为解放初期就当过县长的工商科长，就想进政治经济系，外公听了我的志愿后，认为我缺乏涵养，不宜于搞政治工作，结合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形势，他建议我学一项为人民服务的具体本事，我就改学了机械制造。

　　以后通过外公的摆谈，我才知道外公非常渴望国家富强。他留日时最先是学电气工科，只为当时政治腐败，全身心投入革命，才中断了学习，但又鼓励他的儿子在法国学电气工程。我父亲原是成都高工的学生，学机械工程，在旧社会自然也无法施展抱负。外公鼓励我学工，是把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寄希望于我们这一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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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吴老为什么能一辈子做好事，历经各种风浪，始终坚持其革命节操呢？我以为最根本的一点，是他爱国爱民的深厚感情。

　　我亲眼见过这么一件事。

　　1946年夏，我在重庆中山三路中共代表团内和外公住在一起，等待机会上延安去。有天吴老看信，忽然自笑起来：“嘿，我活这么大岁数，居然钻出个‘父亲’来了！”我觉得好奇，也趋前一看，原来外公在展读一封从河南寄来的信。信笺上开头四字就是“玉章吾儿……”这很显然是认错人了，我也笑这发信的人荒唐。但外公看着看着就神情肃穆了。因为信写得很凄苦。大意是说，这个被叫着“吴玉章”的儿子被抓壮丁之后，一直没有音信。家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下面的弟妹又小，又死了耕牛。再加上鬼子扫荡，向政府上捐纳税，一年又一年的灾荒，家人难以过活，庄稼也无法种下去了，以后听人说“玉章”在外面做了大官，这才托人写信，要求赶快寄钱回家维持生活，最好多寄一点，好作为重庆来的路费。

　　当时重庆斗争尖锐，吴老工作很忙。他白天外出公干，很晚才回办事处。可在第二天的灯下又展读了这封信。我睡到半夜醒来，见吴老在伏案写东西，警卫员柴银卿同志端了点饼干进来给他加餐。天亮才知道他是与那位河南的农民写回信，还叫柴银卿算算他的伙食尾子，有余钱没有，他要给那位老农寄一点去。因为要落实汇款的数目，复信放在桌上，我也去看了。回信的话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信上说，你们通过重庆《新华日报》转来的信已收到了。你们两位老人看了不要生气，因为你们找到了我，我这个吴玉章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实在不是你们的儿子。请你们不要悲伤，不要着急……吴老信中称他们为“人民的父母”，他说，我虽然不是你们的儿子，但我是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为抗日胜利作出了贡献，我应该感谢你们。我在重庆不是在当官，只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在工作。现在人民要求和平，不愿再打内战，我就是在为争取和平作奋斗。我相信只要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你们的儿子是可能找到的，老百姓的生活是会渐渐好起来的。最后说他寄点钱，暂时解决两位老人的困难，以后再有困难，可就近找我们同志帮忙。并告诉了我们党在河南的一个办事地点。

　　那次外公筹集了一笔钱给这两位不相识的老人汇去，从购物水平折算，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元。在那时是相当大的一笔款子了。

　　“我是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儿子！”要理解吴老为什么能“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思想上的答案看来就在这里了。（根据兰其邦三次谈话记录，由杨世元综合整理）

　　（摘自《怀念吴老》，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编写组，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