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登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崇文好学、重义守信、爱国爱乡、尊重知识和人才的传统和风气。秦始皇东巡召集文人登山，文登因此得名，汉代大儒郑玄在此讲授经学，清代文登走出了一位廉洁有为的大臣徐士林。请随我们的脚步游览文登峰山上的士林亭，了解徐士林的故事。
两副对联展锐气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城东有一小山，名峰山。峰山西麓，一条幽径可直达山顶，半山腰处有一小亭。亭虽不大，却玲珑别致，琉璃瓦，红殿柱，汉白玉石栏，雕梁画栋，飞阁流丹，掩映于青松翠柏之间，恰如淑女半遮面，娇羞迷人。亭子名叫“士林亭”，是为纪念文登贤哲徐士林而建。这座小亭，潜隐着一个青衫飘然的身影，承载着一段令人动容的清风佳话……
徐士林（1684年—1741年），字式儒，号雨峰，山东文登人，出生在一个贫寒的耕读之家，其祖父、父亲皆为学识渊博的读书人。《清史稿》载：“士林幼闻邻塾读书声，慕之，跪母前曰：‘愿送儿入塾。’乃奋志勤学。”徐士林寒窗苦读，孜孜以学，在科举考试上取得了好成绩，康熙五十年（1711年），28岁的徐士林考中举人，两年后又以二甲四十五名荣登癸巳恩科进士榜，自此步入仕途。
徐士林历任安庆知府、江苏按察使、福建汀漳道道员、河南布政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等职，乾隆帝称赞他“学问素裕”“忠孝性成”“清勤敬慎”。入仕为官后，他始终清廉自律、勤政为民，生活俭朴、反对奢靡。他有一首传诵广泛的诗《勖诸同事》，其中有这么几句：“但使无颜皆可富，若非有骨岂能贫？双睛不染金银气，才是英雄一辈人。”这既是他勉励同事的诗，也是勉励自己的诗，道出了他的为官之道。
担任安庆知府时，为表达自己清正廉明的决心，并警示属下官吏，徐士林题刻长联于府衙：“供长生位，刊德政碑，莫非世俗虚文，试问那件事烈烈轰轰，堪配龙山皖水；贴盟誓联，挂回避榜，都是官场假象，只要这点心干干净净，无愧白日青天。”此联对仗工整、掷地有声，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官场上的不良作风，可谓有胆有识之言。在他看来，长生位、德政碑等都是“世俗虚文”，与其在形式上花样翻新，不如涵养道德，保全自己的清廉之心，如此方无愧于天地，无愧于百姓，亦无愧于职守。
一百多年后，安徽布政使吴坤修重修安庆谯楼时，为继承先哲遗志，特选长联中的“白日青天”四字，题嵌谯楼大门之上，现位于安庆一中旁，远远望去，“白日青天”四字依然清晰可见。
当时江南各县每年都要向上级交纳节礼，“乃当年未议养廉”时形成的办法。各县只能向民众索要，而上级接受节礼后既不立案卷，也不开具收据，很容易就成了一笔糊涂账，为心术不正之人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徐士林认为这是一项弊政，必须革除。他不畏权贵，上书建言，上交节礼之事终于作罢，百姓负担也得以减轻。
江南之地“风俗奢靡，游惰者多”，担任江苏布政使时，为扭转这一时弊，徐士林一再发布文告，力戒奢侈浪费陋习，提倡勤俭节约之风。他题刻长联于使司大堂：“三秋刚报赛，休辜美景良辰，请先生闲谈谈，问地方上士习民风，何因何革；五簋可留宾，何用张灯结彩，教百姓都看看，想平日间竞奢斗靡，孰是孰非？”他以身作则，衣不求华、食不厌蔬，“坐卧处布衾木榻”。他在苏州沧浪亭宴请同僚、下属和乡绅，仅设萝卜白菜为主料的“五簋脱粟宴”，粗茶淡饭，不过五道菜而已，百姓闻此，称之为“徐公宴”，纷纷仿效，传遍江南，节俭之风乃行。
徐士林在安庆一联、在苏州一联，两联都甚得时人称赞，其破旧立新的锐气，令人耳目一新。
立身端方无私心
徐士林“立身端方，历宦途不为干谒”。在雍正五年（1727年）任安庆知府前，他曾任内阁中书、礼部员外郎等职，史载他在京城为官十五年，“非公务未遂与公卿接比”，到了地方任职，也是如此，“公为道府，于督抚要路，非公事未通一字，其性耿介若此”。
徐士林不巴结权贵，不趋炎附势，是因为他心底无私，秉事以公。每逢年节，各地都会以当地特产进献朝廷，徐士林担任江苏巡抚期间，进献的既不是绫罗绸缎，也不是异宝奇珍，而是一卷读书心得——《二典三谟要义》，向朝廷提出安邦治国的策略。
奏疏中，徐士林说自己一身之外，寸丝粒粟都为朝廷所赐，“尚有何物堪以奉贡”，他自幼学习《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与《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这五篇文章，现择其要义写就五篇心得敬献，希望能对治国安民略有帮助。徐士林的这份礼物饱含了自己对国事的关切与思考，乾隆帝欣然接受并大加赞赏，在奏疏后用朱笔批道——语不云乎：“赠人以物，不如赠人以言”。
任江苏巡抚不久，徐士林便遇到一件棘手的事。当时，湖广一带吃的是淮盐，价格逐年增加，百姓难以承受，湖北巡抚崔纪奏请核减。乾隆帝命各督抚详议，但督抚们各持己见，久而未决，之后又命徐士林会同新任盐政商议此事。徐士林通过调查，核定成本，提出给予盐商一定的利润。有人劝徐士林不要出头，以免惹出是非。徐士林表示自己一心为公，不怕别人议论。他认为盐为百姓生活必需品，“贵固累民，贱亦累商”。商人卖盐，为的是有利可图，如果无利可图，盐商渐少，没有他们将盐运到指定的销售地区，盐价岂能不涨？如果商人有一定的利润可赚，积少成多，积极性就高，老百姓也能吃到便宜盐，诚属商民两便。乾隆帝认可他的建议，“特从之”。
善政养民民思之
徐士林关心民生，主张“善政养民”。他看到当时社会面临着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人口剧增导致耕地不足，“生齿日繁矣，百亩之家阅三世而分授之，一夫将不及十亩”；二是浮靡之风日盛，“婚丧宴会，一日之费或且耗中人之产”；三是贫富差别日益悬殊，“富者拥膏腴，而贫者无寸产”。
对此，他认为“谋养于临时，不若谋养于先事；以君养民，不若仍使民各自为养”；提出“勤以力农，俭以积谷，仍佐以酌剂虚盈之法（按照丰年与歉年的不同状况调剂粮食库存）而已”。他还告诫下属勿忘圣贤“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之言，要“曲尽居官之道”“以仁育万民”“以实心行实政，谋民事如家事”。这些主张与措施，他在自己管辖的地区率先实施。
任江苏布政使时，三千多流入湖广一带的山东灾民被遣返回乡，沿途百姓因此遭到骚扰。徐士林忧心忡忡，上疏提议，对于家里有田可耕的灾民，可发放路费使其返乡耕作；对于无田而愿在外打工者，可使其就地找活干。流民本分则安抚，犯法则惩治，全在于地方官处置得宜而已。乾隆帝“是其言，下九卿议行”，从而使这些流民得到妥善安置。
乾隆四年（1739年），徐士林从文登老家进京领受任命，再赴江苏。一路上，他注意沿途的粮食生产状况。到京后，乾隆帝问他：“道所经山东、直隶，麦收若何？”他据实以报：“旱且萎。”又问：“得雨如何？”他说：“虽雨无益。”徐士林实事求是、直言不讳。在以农为本的传统中国社会，粮食收成关乎百姓生活，关乎社会稳定，岂能弄虚作假，否则不是视民如草芥吗？
乾隆五年（1740年），徐海（今徐州和连云港）一带遭受巨大水灾，徐士林心急如焚，急忙奏请朝廷赈济。第二年春天，他又奏请朝廷借给灾民种子，上疏表示，江苏粮食积存不多，去年秋收，只有徐海受灾，其余州县都丰收了，他下令丰收的诸州县劝捐十余万石，并告诫各级官员要以自愿捐赠为原则，不准强派，不准定额，不准滋扰百姓。此后，他又上疏，淮北发生水灾，春秋两季颗粒无收，他来不及请示朝廷，不顾成例，先行打开粮仓，发放粮食赈济灾民，乾隆帝对此做法表示赞同，认为他做到了“视民如伤”。
徐士林还以断案著称，他所著的《守皖谳词》和《巡漳谳词》，是他担任安庆知府和汀漳道道员期间的102个案子的判词，是研究清代地方司法制度的第一手材料，已得到学界的重视。徐士林断案，尽力在律法的规定与百姓的福祉间取得平衡，他曾对人说：“深文伤和，姑息养奸。夫律例犹《本草》，其情事万端，如病者之经络虚实，不善用药者杀人，不善用律者亦如之。”一个案子断好了，有可能拯救一个家庭，断不好，则有可能毁灭一个家庭，为官者可不慎乎？
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徐士林因病返乡，途中病逝，随身所携，“囊箧萧然，一无所有”。乾隆帝悲痛万分，曰：“此等良臣，方资倚任，乃今溘逝，朕实切切含悲不能自已者也！”命祀京师贤良祠，赐祭葬，并亲笔撰写祭文，称其“卓然一代完人”。
徐士林作为清代清官廉吏典范、文登贤哲的优秀代表，其清廉、刚正、为民的精神绵延三百年，如今已凝练为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文登区委区政府积极推动对徐士林故里、徐士林纪念室实施抢救性修缮，组织专门力量对徐士林手稿进行收集整理，妥善保管与展陈。同时，在峰山公园修建士林亭，于文山公园打造文登名士馆，守护与传承文登文脉。
去年，一部廉政历史舞台剧《一代廉吏徐士林》在山东与观众见面，该剧由威海市纪委监委指导文登区纪委监委、文登区艺术团组织排演，将徐士林体民情、查冤狱、治腐败、正风气的事迹搬上舞台，用“身边的清官廉吏故事”引导党员干部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反响强烈。（林涛 杜晓莹 张彤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