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说：“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从古至今，中国人重视读书。读书有方法，古人尤重涵泳。朱熹曾提出六条读书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所谓“虚心涵泳”，指的是读书时不能先入为主，要反复咀嚼书中内容，细心玩味。
千百年来，尽管读书会因时因境而变，但涵化吸收、沉潜体验的内涵却始终不变。善读者往往沉浸书中，或孜孜矻矻，兀以穷年；或如饥似渴，饱览群书；或悠游自在，自得其乐，在人书合一中领会书之真味。我们不妨看看三位近现代学人、作家的读书故事。
钱基博：“诵”“读”并重
提到钱基博先生，读者或许会觉得陌生，但要说到他的儿子钱锺书，想必就不陌生了。
钱基博教子甚严，为钱锺书改字“默存”。“默存”语出《易·系辞上》中的“默而成知，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思是谨言慎行，涵养美德。钱基博对他寄予厚望，在家书中对他说：“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更常常警醒告诫，“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心尤慰！清识难尚，何如至德可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
其实钱基博本人读书，并不逊于其子。曾有人说他“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可见其热爱阅读之深。钱基博接受的是传统启蒙教育，尤其强调通过“诵读”这种方式，在铿锵音节中领悟节奏、把握主旨。这种古人读书最常用的方法，看似简单，其实不然，不仅适于童蒙读书识字，也同样适用于学者取精用宏，是经过无数实践证明的好方法。
钱基博所说的“诵”，即读出声来。在他看来，学习古文必须掌握诵读之法，“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
“诵”之文主情，要在高声朗诵中把握作者情感。具体说来，一是会识文断字，了解文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以此体会古人炼字遣词造句的精妙所在；二是要明白句读，知道如何断句，知道虚词在停顿和转换中所起的作用，掌握文章的节奏；三是要知道文章的谋篇布局，体会起承转合的章法特点，知道如何衔接、如何转折；四是要因声求气，将自己设想为古人，揣摩古人说话的气韵，找到古人音节在我之喉吻间的感觉，久而久之通其辞意、得其神理；五是要熟读，他认为古文常用句式不超过五六十种，唯有熟读才能领悟其参差搭配之法，熟读又以能背诵为标准，熟能生巧，火候到了，佳句自然汩汩而来。
而他所说的“读”，即今天的看。他指出，“读”之文主理，要掌握其义理，则不能走马观花。他因此强调是“我看书”而不是“书看我”。所谓“我看书”就是不能读死书，不能以死记硬背为目的，而要联系实际、掌握义理。为联系更广泛的实际，他甚至提出“尤须有全世界眼光”，不能“拘拘于邦域之内”，这在当时实属不易。
如何实现“我看书”，他提出三点办法，一是要首尾贯通、瞻前顾后，掌握全局方能把握重点，片面了解、顾此失彼只能得出错误结论，对书中有疑问处要放在全文中去权衡考量；二是要多看几遍，善于运用苏轼的“八面受敌法”，将书分成若干方面，每次围绕一个方面进行钻研，务必弄懂吃透；三是要写札记，除了提要钩玄，还要用简约的文字写出自己的感受，真正将书中观点转化为自己的认知。
“诵”和“读”并行不悖，不可偏废，否则“两轮之废其只，双足之刖其一”。除此之外，他还进一步强调，“一书有一书之看法”。比如，看《四书》，要注重次序，先《大学》，再《孟子》，而后《论语》《中庸》。先读《大学》，因为《大学》是“极有绳墨文字”；次由《孟子》看“如何神明变化于规矩绳墨，而不离规矩绳墨”；再读《论语》感受“绚烂极而归于平淡”的境界；最后读《中庸》攫取精华，归拢整个阅读旅程。他还认为看《四书》要明晰界说，比如《论语》中关于“问孝”，说法各有不同，要全面比较，才能真正了解孔子对孝道的综合界定，这样才能掌握精髓获取真知。
钱基博一生手不释卷，从事文学、经学等学问的研究和教学。在“诵”和“读”的过程中，他既身体力行，成就了自己，也培养出钱锺书等一代学人。他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古籍举要》《版本通义》《经学论稿》等著作，至今仍受到不少读者欢迎，他们由此登堂入室，得以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孙犁：“野味”不野
孙犁同样读书一辈子，让他回味无穷的是年轻时游击战间隙的野味读书，“山林高卧，一卷在手，只要惠风和畅，没有雷阵雨，那滋味倒是不错的。”
这样的野味读书，看似洒脱，其实是他在战火不断、缺少书籍的年代里，对有闲钱买书、有闲时找书、有闲情读书的迫切渴望。得书不易、读书更难，这反让他能静下心来、读进心里，虽无正襟危坐之形，却有涵泳其间之实，与其在后来《书衣文录》主张的“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是一致的。
孙犁一生“对书有一种强烈的、长期积累的、职业性的爱好”。新中国成立后，他大量买书，一段时间甚至无书不买，后来还收到不少赠书，这些书种类、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孙犁既从中得到了憧憬、希望和启示，让他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增添了无穷信心，也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与读者的往来书信以及五百多篇“书衣文”。孙犁有包书皮的习惯，常将自己的读书随感记在书衣上，遂成独具特色的“书衣文”。
孙犁惜书如命，但他懂得与他人分享书籍，绝不像有的收藏家一样，甚至舍不得让他人观赏自己的藏书。对自认为用处不大、自己又不大喜欢的书，他常常送给需要的人。在战争年代，他甚至打开书箱，任同志们挑拣自己珍藏的书籍。孙犁从书中得到了“很大的救助力量”，也希望书能给他人以同样的救助，这也说明他对书的情感是真诚的，书之于他绝不是装点门面的修饰。
孙犁读书，常能不囿于成见，在寻常处有新思考、新发现。他高中时读茅盾新发表的《子夜》，敏锐感受到该小说表现了中国当时经济的性质，并提出要从“中国土地问题的探讨”“中国将来革命性质的暗示”等几个方面来读该小说，强调不能为了消遣而读书。
孙犁后来读《庄子》，除了感受到其文辞的汪洋恣肆外，更感受到其寓言中强烈的现实主义意味，由此得出结论：“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主义为基础”“没有凭空设想的浪漫主义”，可谓发人深省。这样的例子在他大量的读书笔记中不胜枚举。这些新思考、新发现，正是他文学作品思想性的重要源泉。
尽管坐拥书城、涉猎极广，但孙犁读书始终强调要择善而从，他有“三不读”——“言不实者”昨天说好、今天说坏，“常有理者”自以为是、顽固不化，“文学托姐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些文章、文集荒谬不堪、贻误读者。孙犁对此尤为痛恨，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引导文学青年。他的忠诚正直、爱憎分明，与他的读书习性是一致的。
汪曾祺：读自己偏爱的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孙犁是“荷花淀派”的开创者，汪曾祺则被认为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两位作家都擅长写水，写寻常生活中的美好愿景，写时光沉淀后的美好人性，彼此之间也极为投契。由于家境、成长经历的不同，汪曾祺读书更加率性而为。
汪曾祺从小是在古典文学的熏陶中长大的。他十一二岁时跟祖父读过《论语》，背过唐诗，跟韦子廉先生学过姚鼐的《登泰山记》、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等桐城派古文，跟乡贤张仲陶先生诵过《史记》；初中时跟高北溟老师学过归有光、郑板桥的文章；自己看过《漱玉词》《断肠词》《剑南诗钞》等宋词集，高中时甚至抄过词学丛书……从这些经典中，他不仅嚼得文章精妙，更涵养了温柔敦厚的性格，他多次说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汪曾祺高二时，因日本人的入侵，躲在乡下庵中，只有随身所带的《沈从文小说选》和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可读，他自认“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奠定了他对文学的兴趣和写作的风格。此后在西南联大，课余他读过尼采、萨特、伍尔夫、纪德等大量西方作家的作品。他后来回味说，“作家读书，允许有偏爱。作家所偏爱的作品往往会影响他的气质，成为他个性的一部分。”他主张依照自己的气质来读书，读自己偏爱的书。这样更容易沉下心，读进去，更容易身临其境，与作者和主人公同哭同笑，因为读的不像是别人，而像另一个自己。
汪曾祺爱读杂书，觉得读杂书是很好的休息，而且可以增长知识、认识世界、学习语言，他还从中悟出不少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他读过的书五花八门，有《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等有关节令风物民俗的书，有《岭表录异》《岭外代答》等方志、游记，有《昆虫记》《植物名实图考》等讲草木虫鱼的书，有《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等严肃的学术著作，有《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等笔记，还有书论、画论，甚至还有法医学著作《宋提刑洗冤集录》等等。新中国成立后，他还读过大量民间文学作品和戏剧剧本。他提倡作家应当做“通人”，读书要兼收并蓄不偏食，他的作品中，中国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民间的，常常自然糅合在一起而不硌生。
正如偏爱不等于窄，随意也并不意味浅。他儿时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中“采葵持作羹”一句，不明白葵为何物，后来读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方知葵为冬苋菜，又在武昌等地看到实物，得知葵竟是古时的主要蔬菜，欣喜异常。他到内蒙古调查抗日战争时期游击队的材料时，屡见“荄荄”二字，不知到底是什么，经当地人指点，看到实物后，发现居然是汉代挽歌《薤露》中的薤，即南方人常吃的“藠头”，感慨不已。“读古书要证以实物，更重要的要揆之常理，方不至流于荒唐”，汪曾祺是善于探究的。
对自己的读书，汪曾祺尤其坦诚，即便名声大振，作品深受推崇，他也总是实实在在面对读者，既不装样子无中生有，也不端架子指手画脚。他的读书，他的写作，他的生活以及他的人生观不是分裂的，而是一致的、合一的。他说：“我的感情是真实的。”（赵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