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看来，要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就要树立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权力观。他认为，党和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群众是这种权力的真正主人。“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所以，共产党、人民政府同广大人民的关系，是“鱼水关系”、“种子与土地的关系”，是“血肉联系”而形成的有机体。这是我们的力量并获得胜利的源泉，是共产党的最大的政治优势。列宁曾说，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毛泽东同样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权力的主体来考虑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怎样才算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关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随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老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

　　毛泽东作为官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始终以身作则，彻底同“官国”传统决裂，为全党树立了人民公仆的光辉典范，是值得后世永远景仰和学习的榜样。

　　反官僚主义和反腐蚀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认为，要防止和根治官僚主义，重要的是要扩大民主，特别是要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他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他说：“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就是说，只有劳动者的管理权得到保证，即能够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才能使党和国家机关、部队、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制止特权思想的滋生。

　　毛泽东重视从制度上防止腐化变质，同时他又强调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因为任何制度都是靠人来制定和执行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失去了理想和信念，醉心于利用官场谋取私利，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搁置、被践踏。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使之能始终保持社会公仆的本色。如果说毛泽东当时关于防止党和国家被改变颜色的担忧，还包含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的话，那么在今天却更加显示出这个警示的历史洞察力和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的生活也有显著改善，但毋庸讳言，我们的干部队伍也出现了诸多令人堪忧的问题。应当看到，在当今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国际态势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那种特权思想除了继续表现在工作作风之外，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失去了理想信念，疯狂地走上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择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罪恶道路。有的利用手中特权贪污受贿，盗窃国库，榨取人民血汗，聚集大量财富；有的则官商勾结，权力投资，为谋取不义之财，视工人生命如草芥，成为新的吸血鬼；有的纵容家属经商，利用特权一夜暴富，自己却作秀清廉公正，欺骗公众；有的以末日心态大量掠取财富，在国外营造金窟，怀揣多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有的活像封建时代官吏，戴了乌沙还嫌小，着了红袍想紫袍，跑官买官，卖官鬻爵，时刻计算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准备大捞一把；有的为保住金交椅，守住特权，竟烧香拜佛，弄神作鬼，乞灵风水，迷信忌讳，修祖坟，建祠堂，封建霉味十足；等等，不一而足。中央虽三令五申，严加惩治，但这样的人仍前赴后继，揭出的事实触目惊心，叹为观止。那些极端的腐败分子，是社会主义的蛀虫，是和平时期党的事业的背叛者。写至此，深感毛泽东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是值得我们全党高度警觉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防止腐蚀的方针，雷厉风行地领导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指明了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由上可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现象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的，它既反映来自母体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又是根源于经济不发达和现代化程度不高这一深刻的基础之上。因而，要彻底克服和根治官僚主义，就要在坚持不懈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同时，逐步改变官僚主义得以产生的条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不能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指出这一点，绝不是说可以放松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恰恰相反，而是说明反对官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只有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才能把官僚主义的危害及其活动范围限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也才能有利于逐步消除官僚主义赖以产生的条件。（梁 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