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90后入党积极分子，也是长征题材AI短剧《信仰之路》的制片人。有人问我：为什么用AI短剧讲长征？我的回答是，AI只是工具，是通往年轻人的一座桥；真正把我们从技术实验带进历史深处的，是《中国纪检监察报》“战火记忆”栏目。读长征故事、拍长征故事，于我而言，也是一场思想上入党的跋涉。

　　长征已被反复书写。会议室、指挥部、沙盘、电报、领袖决断……那些决定历史走向的名场面，早已深植人心。我们这支年轻团队，还能讲什么？一年来，每周一读“战火记忆”成了我的习惯。贺雷生讲父亲贺炳炎无麻药锯臂，毛巾咬得稀烂，三个小时一声不吭；范光来讲爷爷范世英在湘江边高喊“我们今天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举旗战士胸口中弹，仍用步枪撑住身体；吕斌讲丈夫董洪国草地里的五天五夜，“那五天，比五年还长”；曹佐胜讲前辈曹德连从驮运物资里翻出一张报纸，得知徐海东率领的红军部队已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些记忆并不完整，却让长征有了真实的温度。我们把文章一篇篇打印出来贴在墙上。导演说，这面墙，是《信仰之路》真正的分镜。

　　遵义会议那集，我们曾写过完整的室内戏：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王稼祥提出由毛泽东指挥红军。可AI生成一张脸容易，生成20多张经得起比对的脸，并让他们在同一盏油灯下，以同一种质感的光，开一场持续三天的会，难度不是叠加，而是成倍。灯光调了，座次错了；座次对了，年龄感错了；年龄感对了，某位先辈的神态又“不像他”。调到最后，整个团队都安静了。不是技术做不到，而是越逼近那间屋子，我们越不敢轻率。那是改变红军命运的三天，我们一群年轻人，凭一个模型、成百上千次迭代，就敢把它定格下来吗？

　　那段时间，我又重读“战火记忆”栏目的口述稿：朱德总司令在芦山作报告，一边讲一边捉虱子，指尖沾血在桌下轻拭，身姿挺拔，继续宣讲。这细节来自台下医院政委的眼睛。我忽然明白，我们该站在哪里。不是站在领袖的桌边，替历史下判词；而是站在战士的行列里，替无名者留一盏灯。

　　于是，我们把镜头退到红军小战士的视角：夜里伤员们压着嗓子传话，“听连里干部讲，军事指挥权交给毛主席了”，一屋子人的眼睛在油灯下亮了起来；卫生员田小满在街口给百姓看病不要钱，撕下最后一卷纱布给船工包手上的血泡；从于都出发的三伢子带着母亲做的干粮袋走了八集，即使里面早就空了，带子还系得紧紧的；15岁的小石头在泸定桥用缴获的川军号谱骗过对岸敌人，在夹金山的风雪里用号声把打散的队伍一段一段接回来，最后在草地上疟疾发作，把军号塞到三伢子手里：“替我吹下去，吹到吴起镇。”这些小战士为什么能一路在场？因为他们本就在红四团。脚山铺、娄山关、泸定桥、夹金山、草地、腊子口，他们都在，只是没人替他们留下名字。

　　有人问：用AI做短剧，是不是很轻松？其实，我们一点也不轻松。每张脸、每件棉袄的补丁、每卷纱布的脏污，都要和史料、老照片、口述墙反复比对。八万六千人出发，血战湘江后锐减至三万余人，37名船工、22名勇士、13根铁索，一个数字都不敢改。技术是新的，但敬畏是郑重的。最让我激动的，不是大场面生成成功，而是第一集浮桥送别那组画面生成的晚上。火把连成长龙，队伍踏上浮桥，老杨站在桥头，第一次堂堂正正迎着风抬起头。我忽然想起“战火记忆”里老战士丁位西的话：每一次行军，都是迈向新中国。

　　长征路上，不少小战士不知道遵义会议后会怎样，不知道四渡赤水为什么要绕，不知道过了草地还有没有下一座雪山；他们只是相信，前头有人比自己更清楚方向，跟紧队伍就错不了，胜利终会到来。今天，在实验室里摸索的人、在创业路上一次次掉头的人、在工地和田埂上把日子一寸一寸往前推的人，走的是新时代的长征路：曲折、漫长，随时面临新的挑战。而我们能依靠的，依然是党的领导和必胜的信念。

　　读“战火记忆”，做《信仰之路》，我越来越明白：信仰不是口号，是选择站在谁身边，是决定把什么传下去。见贤思齐，见的是战火中的先辈，思的是今天的自己。长征没有远去，它只是换了一身衣裳，走进我们的日常。这条路，我会继续走；思想上入党，我还在路上。（白雪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