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含福，1927年8月生，陕西丹凤人，1940年参加革命，参加过洛南县龙关庙战斗、商南县清油河战斗、商县高桥战斗等；194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转业到丹凤县，1983年7月离休。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80周年纪念章。

　　我叫李含福，1927年8月出生在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一个穷苦农民家里。我从小就跟着父母辛苦劳作，却总也填不饱肚子。在那个兵荒马乱、食不果腹的年代，“活下去”是全家人最大的奢望。

　　我13岁那年，抗日游击队在我家附近活动，我常听队里的一个亲戚讲他们打土豪、济贫困的故事，那些故事像一团火，在我心里越烧越旺。我偷偷跟哥哥商量，一起去参加游击队。可真到了队伍上，负责人上下打量我，皱着眉说：“娃子，你年龄太小，扛不动枪也跑不动路，回家去吧。”

　　我急得快哭了，拽着人家的衣角不肯走：“我能行！我能放哨、能送信，再苦再累都不怕！”我软磨硬泡，负责人终于同意让我先留下。就这样，我成了陕南游击队里最小的队员，跟着大家在庾家河、蔡川、留仙坪一带活动。

　　那时候的苦，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揪心。埋伏的时候，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都得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哪怕雨水渗进棉衣、雪粒钻进脖子，也不敢动弹一下——生怕动静大了暴露目标。我最常干的活儿是放哨，每次都爬得高高的，站在山顶盯着沟底的小路，看到有敌人进沟，如果对方人多，我就赶紧开枪报信；如果对方人少，我就悄悄通知队伍“打埋伏、收布袋”。夜晚行军的时候，我们整个队伍会用绳子连起来，熟悉地形的老乡走在最前边做向导，大家怕我丢了，就把我夹在最中间。

　　在烽火硝烟里，我从一个需要保护的娃子，慢慢长成能扛事的战士。

　　后来接到的一个护送任务，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出发前，我跟战友们反复排查路线；执行任务时，为了不引人注意，我们用扁担担着背篓，装作是上山采药的老乡。路上好几次遇到敌人排查，我们攥着枪，手心全是汗，却不敢开枪，只能压低身子慢慢绕过去。等安全完成护送任务，我觉得所有的紧张和辛苦都值了——我终于能为革命做点实实在在的贡献了。

　　从那以后，我变得更勇敢了。枪林弹雨里，我从没想过后退，有时候子弹不够，就跟战友们捡石头砸、用刺刀拼；埋伏的时候，几天几夜不吃不喝，趴在草丛里盯着目标，连眼皮都不多眨一下。

　　有一次战斗，敌人在炮楼上用机枪扫射，我们被压制着上不去。危急时刻，我们班的六个战友从正面进攻，吸引敌人火力，我带着另外两个战友，贴着地面匍匐前进，绕到炮楼侧面，用手榴弹攻击敌人，打得敌人摸不着头脑。

　　敌人渐渐败下阵来，我们开始喊话：“你们被包围了，再不投降，就上大炮啦！”没过多久，敌人就答应投降。我让他们先把枪栓拆下来，捆成一捆用绳子吊下来，再一个一个走出来。凌晨的时候，战斗结束了，我们击毙敌军20多人，俘敌30多人。等战斗结束，天已经蒙蒙亮了，我才觉得头皮疼、腿也麻了——伸手一摸，头皮上全是血，一颗子弹擦着头皮过去了；腿上也被弹片划了个大口子，血把裤子都浸透了。现在，我的腿上还留着那个疤，每次看到它，我就想起当时跟我一起冲锋的战友，想起那些在战场上再也没回来的兄弟。

　　1949年9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着党旗宣誓的时候，我激动得手都在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一辈子跟着党，为老百姓干实事。后来，组织派我去商洛干校、省委党校学习，我像海绵吸水一样学知识、学政策，就想早点把学到的东西用在工作上。

　　新中国成立后，我先后在丹凤县卫生院、农场、供销社、竹林关公社和林业局等单位工作。在供销社工作的时候，领导交给我一个任务：去另一个供销社收缴工作人员贪污的赃款。我赶过去一看，那个工作人员把贪污的钱捆成一卷一卷，塞到了装有栗子壳的麻袋里。我扛起麻袋就往回赶，一路上不敢停，也不敢打开麻袋看一眼，生怕出意外。天还没亮，我就站在银行门口等，门一开，赶紧把钱存了进去。后来有人问我，那麻袋里到底有多少钱，我才发现自己压根没数过——在我心里，党的东西，一毛一分都不能惦记，更不能私自动。

　　日子慢慢好起来后，有人跟我说：“老李，你现在也是有职务的人了，机关单位待遇好，把孩子们的工作安排一下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我听了直摇头：“不行！我是党员，不能因为自己的事给组织添麻烦。孩子们有本事，就自己去闯；没本事，就踏实种地、上班，不能靠我搞特殊。”我这辈子，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能活着看到新中国成立、能过上安稳日子，已经很知足了，哪还能再要这要那？

　　我从一个吃不饱饭的穷孩子，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再到一名党员干部，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的培养。现在，我年纪大了，最常跟孩子们说的就是：“今天的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先烈用命换来的，是党带着老百姓一点点奋斗出来的。你们要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要一辈子爱党爱国，好好工作，不能辜负那些为国家牺牲的人。”（李含福 口述 徐子昕 采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