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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父辈 话家风】女儿追忆父亲杨善洲:心中永远的参天大树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5-04-04 22:50

  按:清明,是悼念逝者、缅怀先辈的日子。本网推出“忆父辈 话家风”两期报道。分别邀请开国少将甘祖昌将军的女儿甘公荣和云南省保山原地委书记杨善洲的女儿杨惠兰追忆父辈,学习老红军老党员高尚的道德品格,感受他们良好的家教家风对后代的影响。

杨善洲

  杨善洲简介      

  杨善洲,男,汉族,1927年1月生,中共党员,生前系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书记。

  杨善洲同志几十年如一日,无论是在职期间还是退休以后,他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淡泊名利,始终公而忘私、廉洁奉公,永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本色。工作35年来,杨善洲始终艰苦朴素,两袖清风,常年住在办公室旁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

  1988年6月,杨善洲从保山地委书记岗位上退休,为实践“帮家乡办点实事”和“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的诺言,婉拒到昆明安享晚年的邀请,执意回到家乡施甸县义务植树造林。他把建林场与造福群众结合起来,每年无偿为村民提供林柴,为6个自然村修通了公路,为8个自然村架通了生产生活用电,促进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艰苦创业20余年,使7.2万亩昔日山秃水枯的大亮山重披绿装,活立木蓄积量经济价值超过了3亿元,同时极大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2009年4月,82岁的杨善洲将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并且谢绝当地政府的奖励。

心中永远的参天大树

杨惠兰

  又是一年清明节,这是父亲逝世的第五个年头,每年的清明节以及父亲的忌日,我们全家都会邀约到善洲林场祭奠我们的父亲。回想起爸爸生前对我们姐妹及家人的“苛刻”教育,我们都已明白爸爸的“苛刻”其实是对家人最真诚的爱。他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永远烙在我的记忆深处,如同他一直都陪伴着家人和守护着他用余生创建的万亩林海。

  我的家是一个平凡的家庭,母亲张玉珍,在父亲逝世的第三年头,2013年1月5日去世,享年84岁。我的大姐杨惠菊和姐夫杨学明,在姚关陡坡村大柳水务农。我曾在姚关摆马小学当民办教师2年,1985年靠自身努力考为一名正式教师,2011年调到施甸县委党校工作。我的丈夫蒋正军,在施甸县教育局工作。我的妹妹杨惠琴在保山市烟草公司工作,妹夫杨江勇在保山市委宣传部工作。

杨善洲的全家福

  “拿去找木匠做个箱柜,把孩子的东西装好”

  我家住在大山里,从小就是妈妈带着我们姐妹3个和奶奶过着艰苦日子。爸爸工作忙常年在外,妈妈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粮食不够吃,她就上山找野菜充饥;我和妹妹没有钱上学,她就清晨上山摘野果,夜晚熬夜编粪箕、扎扫把,然后挑到街上去卖,一分一分地攒学费……那种艰难,只有妈妈心里清楚。后来,妈妈经常自豪地对我们三姐妹说:“你们三个,是我像鸟妈妈喂食一样,一口一口喂大的。”

  爸爸那时虽然不常回家,但他对我们的要求却很严格。

  女儿大了都要成家。在别人眼里,爸爸是地委书记,他的女儿结婚一定会非常风光隆重。但是,爸爸却要求我们姐妹三个从简办事,不让请客、不让收礼。

  1968年,大姐杨惠菊结婚,爸爸寄回来30元钱,并嘱咐妈妈不准请客,不准收礼。寨邻亲戚你几毛、我一元的七拼八凑凑了45元,勉强帮着把婚事办了。

  到1985年我结婚时,爸爸没有给一分钱。过了一年多我有了孩子,我一边工作,一边哺育孩子,那段时间是我最忙乱的时候。一天,爸爸突然出现在我门口,当他看到装外孙尿布的纸箱时,当即掏出100元钱给我,说:“拿去找木匠做个箱柜,把孩子的东西装好。”接过父亲给的钱,不知是委屈还是激动,眼泪流个不停。因工作调动,我搬了几次家,这柜子始终都陪着我。

  1993年,妹妹杨惠琴结婚,尽管时代不同了,但爸爸仍是叮嘱她婚礼从简,少请几桌,并给了她1000元钱,婚宴没有超过10桌。那天,爸爸穿着干净的蓝色中山装参加了婚礼,没有宾从,没有谈笑风生,他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慢慢地吃饭,只有脸上绽开的笑意,才显出他是婚宴上的一个重要角色——新娘的父亲。

  “别人的东西,即使是一分钱的也不能要”

  从小,爸爸就教育我们:“别人的东西,即使是一分钱的也不能要。”

  妹妹杨惠琴上初中时,一天遇到一位在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这位好心阿姨送给她3根甘蔗。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来说,能吃上甘蔗是一件高兴的事。当妹妹拿着甘蔗跑回家正准备美美地享用时,爸爸回来了。他看见家里有甘蔗,问:“这是哪里来的?”“是农场的阿姨给的。”妹妹说。他听后脸一沉,厉声对妹妹说:“赶快送回去。不是早跟你们说过,不能要别人的东西,即使是一分钱的也不能要。”妹妹只好含着眼泪把甘蔗送了回去。

  如今,我们三个姐妹都成家了,大姐已当奶奶多年了,在教育孩子上,我们仍然是遵从爸爸的教诲要求孩子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

  我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高中,父亲劝我还是继续读书。我摇摇头说:“爸,我不读了。”我衡量过,自己从乡下来,基础差,就算读三年高中也未必考上大学,不如回家找点事做。父亲拗不过我,同意我回家,并介绍我去大尖山茶场干活。我回到姚关,还没有上山,一个与父亲熟识的老同志听说了,便跟父亲说:“她本来就生活在山里,好不容易才出来,怎么又让她回到山里去?让她去当民办代课教师吧!”就这样,我到姚关摆马小学当了一个娃娃头。当民办教师的我还希望有新的发展,果然,公安部门公开招考警员,我满怀信心报了名,还特意给爸爸打了电话。我想,父亲一定会为女儿着想跟有关部门打个招呼,这次招录自己十拿九稳了。可是录取名单出来了却没有我的名字,原来爸爸根本没打招呼。当时我真是气坏了。后来,我继续当我的娃娃头,靠着自己的倔劲几乎不分昼夜地复习,终于如意以偿,通过考试成为一名正式的公办教师。

  “要靠自己的劳动挣钱,这钱才用得踏实”

  爸爸做事讲原则,对谁也不会破例。他当初上大亮山植树造林时,极力动员了家人,大姐的二儿子杨福李也跟着他上了山,还和林场签下了承包茶地5年的合同。年轻人哪里耐得住荒山野岭的寂寞,干了3年,听乡里的同伴说,到老街去打工挣得多,杨福李就想出去闯荡闯荡,不在林场干了。按照合同规定,如果违约,得交300元的罚款。杨福李当时穷得根本拿不出钱来。爸爸听说后,对孙子说:“既然不干了,就要按照合同规定交罚款,如果你暂时没钱,先给林场打个欠条,我用工资给你垫,等你有钱了再还给我。”杨福李一听爷爷不肯为他网开一面,就赌气借钱交了罚款。后来,杨福李还因这件事而抱怨爷爷。可他心里却很清楚,爷爷其实是很爱他的。爸爸去世后,杨福李还指着停在家门口的农用车跟记者说:“这是爷爷去世前买给我的,以前他也很少给我们钱,但是不时会送我一些种猪、羊羔、树种什么的。他总是嘱咐我,要靠自己的劳动挣钱,这钱才用得踏实。”

  “我坐的是公车,你坐不合适,还是买车票回去吧”

  在整理爸爸的遗物中,有一张锁在抽屉里已经发黄的“农转非”表格。在他担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按当时的政策,我的奶奶、母亲、我和三妹都可以办理“农转非”的。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填好申请表后向他报告,他却把申请表要了过去转手锁进了抽屉里。一个地委书记的母亲、老伴和三个孩子竟然在老家当农民,说起来恐怕谁都不会相信。 

三姐妹与母亲

  在爸爸晚年,我曾经问过他“农转非”的事。他告诉我说:“当时,在我们地委机关,大多数局长、科长的家属都在农村,我这个‘班长’的家属怎么能够先转呢?”

  爸爸在担任地委书记期间,出差下乡时从来都不让我们搭顺风车,每次放假我从保山回家都是爸爸买好车票让我搭乘公共汽车的。公车不私用这个规矩在他上山植树造林的20年间都一直坚持。

  1994年,妹妹杨惠琴即将分娩,妹夫跟爸爸说:“爸,老三快生了,有些紧张,我妈说要来看看,她年纪大了,走路不利索,还晕车,是不是请林场的车子去接一下?”爸爸说:“行,你和驾驶员去接。”可是把妈妈接来后,爸爸却掏出376元交给驾驶员,说是跑这趟车的油费、过路费,让他拿回去交给财务人员。

  2010年正月的一天,我一早去施甸县城看病,爸爸也在县城。我想爸爸8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平时他不让搭顺风车,这次他应该破例让我一起坐车照顾他了吧!可是下午办完事准备返回时,他却拿出100元钱给我,说:“我坐的是公车,你坐不合适,还是买车票回去吧。”我说我有钱,但是他硬是要给我,真是让我哭笑不得,只好赶紧去买了车票回家。

  “我是共产党员,能光想着自己?”

  爸爸退休后要上大亮山植树造林的事我们一家都曾劝过。那是1987年的夏天,爸爸到学校找我们,说他要退休了,省委主要领导找他谈过话,让他到昆明安度晚年。我和爱人问他,你是怎么想的,他说:“不去”。我爱人说:“不去就不去吧!”我们都暗暗为妈妈高兴,因为爸爸工作时太忙,没有更多的时间关心和照顾妈妈,这下可好了,能给妈妈一个补偿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爸爸说他要回家乡的荒山种树。我们劝他:“你年纪大了,那个地方环境恶劣,你身体吃不消。”他说:“我在任地委书记期间,乡亲们找上门让我为家乡办点事情。我说作为保山地委书记,哪能只想着自己的家乡?我承诺过,等退休后,一定帮父老乡亲们办点实事。”我们知道劝不了他,只好告诉他到山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谁知,爸爸1988年3月退休后上大亮山种树一干就是20多年。

  在爸爸上山种树期间,为了方便他进城办事,全家向熟人借了5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附近盖了一间瓦房。房子盖起后,妈妈和爸爸商量,让他凑点钱帮助儿女们还账。爸爸东拼西凑,才凑足了9600元钱。后来为了不拖累我们,爸爸硬是把刚刚盖起还没入住的新房卖了。一次,一位记者对他刨根问底,把他问急了,便大声地反问记者:“我是共产党员,能光想着自己?把自己的家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过着艰难的日子,那么,我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成了骗人的假话了吗?”

  “要自己管好自己”

  其实,爸爸也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无论是对群众,还是对自己的家人。1990年春节过后不久,爸爸回家看望奶奶,准备返回林场的时候,奶奶和妈妈起身送他,爸爸忽然注意到奶奶走路摇摇晃晃,赶紧放下行装,扶奶奶坐下,马上去找医生。晚上,爸爸在奶奶的屋内搭了一张小床,整夜守在奶奶身边,陪奶奶说话,给奶奶端药递水。9天后,奶奶安详地离开人世,享年89岁。

  在爸爸内心深处,他觉得这一辈子对妈妈的歉疚是最多的。1996年,妈妈因胆结石住院16天,2005年因肺气肿住院13天,两次住院爸爸都从大亮山赶下来,一直守在妈妈身边。他每天早上都会买好早点,端到妈妈床前。他会在妈妈睡着后,给她扯扯被角,也会在妈妈起身时,在她身后垫个枕头。这29天,他总是一守就是一整天,我们劝他也没用。然而,爸爸生病了,却不要妈妈去看他、陪他。就在爸爸最后一次生病住院时,妈妈到医院看望他。爸爸一看见妈妈就说:“你怎么来了?你晕车,以后别来了,我不会有事的。”妈妈说:“我来看你一眼,你好了就回去。”妈妈在医院守了爸爸三天。三天里,爸爸强忍病痛折磨不出声,因为他不愿意让妈妈担心。

  爸爸去世后,我们在整理他的文稿时,读到了多年来埋藏在他心里的话:“我出来工作,家庭是很困难的,家有老母亲、老伴儿,后来又有3个娃娃,就靠老伴儿在家养老供小,我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庭……我对家庭欠债很多……我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大亮山种树,除了想为家乡的群众做点实事,就是想离家近一点,每个月都争取回家看看。”

  爸爸去世后,大姐找出了珍藏多年的爸爸买给她的白衬衫;我一遍遍抚摸着搬了几次家都舍不得扔掉的爸爸给我100元钱做的那个衣柜;妹妹想起粗心的爸爸竟然会不止一次给她买卫生用品……我们知道,爸爸是很爱我们的,只是他太忙了。他心里装着的是千千万万群众。对怀念父亲的群众来说,爸爸走了;对妈妈和我们姐妹来说,爸爸终于可以回家了,永远地回家了。如今,只要想到爸爸,我眼前浮现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参天大树。爸爸就是那棵大树,他虽然没有弯下腰,把妈妈和我们姐妹护卫在怀抱里,但是他张开双臂,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了一辈子。

  我的家庭不是名门书香世家,我家的家风家训也没有铭刻成书,但是爸爸用他自己的言行举止给我们留下了终生受用的精神财富。每当怀念起爸爸,耳边就响起他在《为人民再奉献一点余热》中写下的誓言:“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严格要求自己,凡是违背党纪国法的事坚决不做;凡不是自己付出的劳动所得坚决不要;凡是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事情坚决不干;要自己管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