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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景和:“医学最终应该归隐于哲学”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7-05-18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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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林巧稚与郎景和(右)。资料图片

  【求索】

  如果因为他只是医生,无视他的文字,那实在是可惜。行医与文字,他莫名其妙地生而天赋。初次见面,他正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很自在,两条腿拉直伸长,脚尖搭在一起。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眉毛一跳一跳,双手或摊开或紧握,灵活地传达意思。

  他就是郎景和,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彼时,一身白衣的他站在窗边接电话,合体的蓝色衬衫,硬朗的脸部线条,侧影挺拔。这位年逾古稀的医者,仿佛电影男主角。他向我笑着伸出右手,得体躬身,发色已然灰白,眼睛仍坦诚年轻,凝视对方。

  这种凝视,让人想到郎景和自己的一句名言——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

  如今,日日忙碌的郎景和始终在种四棵“树”:医学、哲学、文学、收集铃铛。生活中,他有许多“平民”朋友:“什么平民不平民,既是朋友,便无平与不平之分。一条溪水清清爽爽长流着,穿越世事,不计岁月,满怀善意,这便是友谊了。”

  用慈悲,守天真。藏大拙,活自在。白衣一世,望他知味。

  一

  1940年,郎景和出生在北方一个小镇,他是家中独子,家境殷实。唯一的遗憾是母亲常常生病,郎景和每次都要负责去请小镇上一位姓于的郎中。“他和蔼可亲,随叫随到。我就像个‘跟屁虫’,看着他给我母亲诊断,他每次都会拿出一个铝制小盒,里面装着药品、针头等,消毒酒精散发的味道让我觉得很舒服,一剂针打下来,母亲的病就会好很多,我觉得做医生真是太神奇了。”

  报考大学时,郎景和最初的心愿其实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他是个标准的文学青年,高中时就开始发表诗歌和散文,最高拿过单笔十几块钱的稿费,在那个年代绝对收入不菲,“那会儿学校里的甲等助学金才八块钱”。

  但郎景和还是听从父母建议改报了医学。“当时觉得医科好歹是一种‘技术’,用以立身比较踏实。”在从医多年后,郎景和曾说:“科学家也许更多地诉诸理智,艺术家也许更多地倾注感情,医生则必须把冷静的理解和热烈的感情集于一身。”

  进入协和医院工作后,郎景和填报了三个科室的志愿——外科、内科和妇产科。虽然填报了妇产科,但他并没有对之有任何特别情感,直到林巧稚将他留下。每年,林巧稚都会从当期的驻院医师里挑选出个男生,他成了那一年的“理所当然”。于是,“这一干也50多年了,我觉得挺好。在过去,国内还有封建思想残留,病人还会不好意思,现在可不了。要知道,欧美和日本的妇产科大夫几乎全是男的,我们早已克服了歧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大夫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20世纪70年代末,郎景和成为林巧稚的学术秘书。那时,电台、报刊或者会议想邀请林巧稚做科普讲座、报告或撰文,首先得与林、郎二人确定主题、内容,然后由郎景和列出提纲,再和林巧稚讨论,根据她的观点和意图,写出初稿,再念给她审定、修改,最后完成发表或作为报告讲稿。

  一次,林大夫家乡福建人民出版社专程来京盛情邀请他撰写一部《家庭育儿指南》,林大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接着又毫不犹豫地说:“让郎大夫去写,他完全可以了。”就这样,林巧稚正式把郎景和“放飞”了。

  20世纪90年代,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的郎景和,受当时妇产科主任吴葆桢教授病危之际所托,毫不犹豫递交辞呈,回到妇产科接手主任之职。而此后20年间,凡有人问及此事,他都以此为幸、为乐,因为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做自己热爱之事:看病、开刀、搞研究、做学术。

  郎景和喜欢走到病人床边,喜欢听别人称他“郎大夫”,又极善于在纷乱的症状中,在繁杂的检查报告里找出头绪、抓住要害,及时做出诊治决策。疑难杂症因此了然,迎刃而解。

  一天傍晚,郎景和正吃晚饭,协和医院打来电话称,一位患者腹腔镜手术很顺利,可是手术护士在检查器械时发现,一把钳子上的小螺丝没有了,也就有大头针帽那样大小,焊上去的,不知什么时候脱掉了。接着是一番认真的查找:先是肚子外边,台上台下、手术铺单、纱布纱垫;肚子里面,上腹下腹、左侧右侧……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实在没办法,只能向主任报告。

  爱人华桂茹问郎景和:“你能找到吗?”

  “找不到也得去。”到了医院,郎景和又把手术情况及铆钉样子询问了一遍,只说了一句话:“必须找到!”

  还是在腹腔镜下寻觅,这样损伤较小。腹腔很干净,没有出血,从上腹部横隔到盆腔的陷窝;从两侧直肠侧沟到中间的小肠、网膜,每一处都不能疏漏。一次全面的“大搜捕”,三个来回,不见踪影。东西太小了,放射及超声扫描也难寻踪迹。

  “后来,我往腹腔里大量灌水,然后全部抽出,也许可以找到细小的东西。”十几双眼睛紧盯着吸出的水和过滤的纱布。

  出现了!一个比大头针帽还小的螺帽找到了,在灯光下闪着亮。手术室里欢呼,几近沸腾,如果是在外面,同事们会把郎景和举起来。给家属看,他们流下了眼泪。

  郎景和在回忆中写道:“这是一个怎样的胜利呢?不是一个大仗,不是一个技术复杂的手术成功,只是一个信念和决心的实现。”他常说,一个科室主任,至少要做到三点:协调管理、解决问题和承担责任。

  手术中,偶尔会有针断、零件脱落等意外发生,这虽然不是技术能力和责任心问题,但会很麻烦、很难处理,郎景和常常被召唤而至。“我希望能带来镇定、信心、方法和好结果,好在都做到了。”

  几年前,郎景和得了急性阑尾炎,外科医生决定立即施行阑尾切除术。手术很顺利,术后恢复也很好。要出院了,郎景和想再换一块伤口敷料。一位护士说:“就送来。”

  郎景和等待着,焦急地等待着、耐心地等待着……许久时间过去,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其实就是一块纱布而已。

  “没有责怪之意,没有抱怨之意,事情太小,连我自己也会忘记,或者不在意。可是,我知道了什么是‘换位思考’。”病人住在医院里,没有什么事可做,除了自己的病,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想。无非是体温如何、能吃什么、什么时候换药、拆线、何时可以出院……医生或者护士告诉什么,答应什么,就占据了全部思想,会老是想着、盼着。无论这件事多么微不足道,对病人来说就是大事,至少是所企盼或等待的唯一的事。

  答应病人的事一定要按时办,哪怕就是一件小事。有时,可能是件大事。

  二

  郎景和有几张不同面孔。

  一张面孔肃穆端庄,时常沉默,看尽人间疾苦。他有过几次感慨:每年春节之际,他都会收到一张贺年卡,三十多年从未间断,虽然只是一张卡片,郎景和却把它视为珍贵的礼物,一张平安喜报。

  寄贺卡的人,当年只有8岁,读小学二年级。不幸的是,她得了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瘤子不小,恶性程度高。

  按照当时常规的做法是要切除子宫和双侧卵巢,还要辅加化疗和放疗。那时,郎景和和同事正在进行卵巢癌的系列研究,已经开始尝试只切除患瘤卵巢的手术,并于术后给予敏感的化疗。这是孩子和父母所企望而愿意接受的方案,但大家要共同承担复发的风险和不安。

  手术和化疗的实施都顺利,必须保持警惕,严密随诊,观察影像检查和肿瘤标志物。开始每月都得来,以后是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孩子长大了,瘤子没有复发。

  贺年卡如期而至,是郎景和所期盼的。开始是稚拙的铅笔字和小图画,后来竟然是精美的毛笔书法和国画。几句温馨的贺年话语,几行令人喜悦的消息:不休学了,考上初中了,考上高中了,上大学了(文科状元)!结婚了,生了个女孩……

  “难道还有比这更珍贵的礼物吗?难道还有比这更深切的慰藉吗?一个医生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因此而足矣!”

  一张面孔慈眉善目,笑容可掬,机智应对病人和学生的各种提问,谈笑自若参与各类学术讨论。常常,学生们聚集在郎景和狭小的办公室里讨论病例,“开始前会给每位学生倒一杯咖啡,每人一块巧克力。”学生李蕴微认识郎老师3年多,从没见过他发过脾气。

  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王姝记得,郎景和在门诊有一个习惯,就是向他的新学生介绍他的“老病人”。一天,有位40岁出头的女病人一走进诊室,他立刻就叫出了其名,并向在旁边的学生介绍:“你们知道吗,她很厉害的,生的是龙凤胎呢!”

  之后,郎景和开始翻看厚厚的病历本(这是他的另一个习惯,尽管一旁助手已经记录了以往的病史,他通常还是要自己问病人病情、翻看以前的病历),一边看一边说:“你们看,一开始诊断子宫高分化腺癌,当时她才30多岁,但还没孩子,于是,我们就开始用高效孕激素了,每3个月诊刮一次,变成中度不典型增生了,用了大半年,子宫内膜反应很好,正常了。我们又开始帮助她怀孕,她很厉害,龙凤胎呢,孩子现在都好吧?”

  “很好!真是要谢谢大夫了!”病人的感谢发自肺腑。

  郎景和的门诊多是棘手病例——诊断不清的“疑难杂症”,难治或复发的恶性肿瘤,长期不愈又原因不明的慢性疼痛,等等。很多患者已辗转多处就诊就治,甚至于已历经多次手术化疗。可以想象,病人和家属很容易身心疲惫、丧失信心。

  出门诊时,常常能听到郎景和对病人的肯定和夸奖,在诊疗的过程中,他始终关注患者自身的努力。而对患者而言,艰难痛苦的患病经历能被医生体会和理解,会带给他们很大的心理安慰,再加上肯定和鼓励,则更能使他们感觉到自己不是孤军作战,信心和勇气倍增。

  王姝说,这些“语言的艺术”貌似有条有理、有章可循。事实上,起作用的是那张“关爱”处方的墨香。“而从这张处方获益的,绝不仅仅是患者,深受惠泽的更有作为医者的我们。每个患者的几十分钟,却是我们实实在在一生的事业,于人无愧,于己当无憾矣。”

  三

  郎景和的夫人华桂茹也是协和医院教授,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妻,已携手走过半个世纪。两人均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现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59级的学生,郎景和在1教学班,华桂茹在4教学班,1964年两人双双来到协和医院工作,“我们两个是第一批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来到协和的医生,彼此很了解。有时候郎大夫要来我们科会诊,他的字写得特别好。”

  郎景和的办公室在8层,推门而进,门后的铃铛会发出清脆悦耳的碰撞声。西墙是一张大书桌,“这是林大夫用过的,老协和的家具,文物啦,岁数比我还大。80多年只刷过一次漆,前几年自己打了三层的新书橱从桌子摞到天花板,涂成与老桌子一样的古铜色。”说着,他从桌面左下方拉出一块小桌板,自己倾身趴在上面,“很好吧,这样做事很方便。”

  屋子的其他三面仍是书柜,书柜前面里三层、外三层堆放的是各种书和资料,从地面直摞了1米多高,书柜高处显露出的部分,悬挂着林巧稚大夫的画像,还有大大小小的字幅和绘画,都是郎景和的亲笔。

  几百个形状、质地各异的铃铛,有摆着的、挂着的、吊着的,仅是郎景和收藏的1/10。李蕴微说,景德镇一位制作铃铛的工匠曾专程赶来,在老师办公室门口等候一天,就为了看一眼门后的铃铛。

  “平时的时间都在医院,周末的时间外出开会。从来不休假,两个孩子从小到大,他一次都没开过家长会。别人年纪大了,都做减法,郎大夫却做加法。”忙到什么程度?学生何政星给了如下回答,譬如,郎老师早上刚刚从国外参加学术会议归来,下午就精神抖擞地按时出门诊,仅仅是为了让那些等待一周的病人安心。

  “对病人好,不是简简单单地说几句安慰的话,而是在医疗决策上给予病人最合适的。”学生张国瑞一直记得郎景和的教导:病人在你面前,都是病人,不分三六九等,只是职业不同而已。要治病,也要医心。

  现任协和妇产科主任的沈铿,1983年大学毕业,从上海来到北京。选择科室时,当年的妇产科主任连利娟找到他:“每年妇产科都喜欢留一个男大夫在科里工作,你愿不愿意来?”

  还没结婚的沈铿犹豫了。当时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男大夫只有宋鸿钊、吴葆桢、王元萼和郎景和。沈铿带着未婚妻去了郎景和家。“郎大夫笑着对我说:‘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不要有顾虑’。”前辈的鼓励,让沈铿下了决心,成为当时妇产科里最年轻的男医生。

  妇产科副主任向阳说:“郎大夫现在还亲自做动物试验。大夏天,他还跟学生一起做猪的实验,要亲眼看到效果。这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科研精神。”

  每年3月初的某个周末,郎景和总会带领科室大夫前去公墓祭奠前辈吴葆桢教授。那里还有宋鸿钊院士、王元萼教授的墓地。协和医院妇产科教授万希润回忆:“我们聚集在吴葆桢的墓前,汇报科里的变化,给他讲讲笑话,鲜花、食物、美酒,2016年3月,郎大夫特别在墓前朗诵了一首‘永远记着老师’的诗。可以说,协和妇产科的故事和精神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遍又一遍地传递给后面的人。”

  妇产科副教授马良坤说:“郎老师曾说,我们要建400米跑道,意思是多竞争,不碰撞,是鼓励年轻人多学科发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郎景和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佛像,这是他几年前的得意之作,只寥寥九笔勾勒而成,但意味深长。“我们做医生,也要像佛一样觉悟、慈悲、冷静和智慧。我们是无神论者,但佛在我心中,心中的佛就是我们自己,再往大了说就是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哲学应该从医学开始,而医学最终应该归隐于哲学。”医学是什么?医学要怎样?医学应该怎么办?医生应该怎么办?“九笔佛”透出的禅意,或许正是郎景和用几十年心血苦苦思索的医学本质吧。

  从未有人见过郎景和生气的样子。华桂茹笑着对此补充道:“郎大夫不高兴的时候会边摆手边说:‘此事不讨论。’”天然随性,出人意料。

  从前的日子,傍晚下班匆匆回家,放了书包、系上围裙,油锅里噼里啪啦地唱着歌,炸茄盒、咕咾肉,都曾是郎景和手中的珍馐美馔。

  我问郎景和:“这一路上您后悔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郎景和回答道。(作者:李琭璐)

  李琭璐,女,1987年12月生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