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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16-03-01 09:19

  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啊!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见于《史记·商君列传》,是战国策士赵良对秦相商鞅的谏言。赵良要投入商鞅帐下,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终日正言而无诛”,换句话说,就是整天说真话但不被打击报复。赵良还举了前代的两个典型例子,周武王身边不乏谔谔之士,最后能够成就大业;殷纣王周围都是趋炎附势之徒,最后亡国亡身。商鞅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并且进一步引申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的道理。不过,后世对此理解最透彻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了。

  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的关系,好比齐桓公和管仲的关系。魏徵是当年隐太子李建成的洗马,还曾经劝李建成早点干掉李世民。他能够在刀光血影的玄武门之变后全身而退,并且得到昔日仇敌、今朝新君的圈子得到重用,最应该感激涕零。可这个魏徵偏偏不招人待见,屡犯龙颜、逆圣听,给唐太宗来了个《十思疏》,条条框框地耳提面命,一点没有摆正自己的位子。身为谏官,大面上提提意见也就罢了,偏偏还要事无巨细。唐太宗要把中男以上十八岁者纳入兵役,魏徵死也不肯签署,还当着百官的面据理力争,说出一套“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焚林而畋,明年无兽”的道理来,逼得唐太宗收回成命。朝堂之上也就罢了,偏偏还管帝王家事,连太宗嫁女儿陪多少嫁妆,对某个皇子表示一下恩宠,这些百官都不过问的私生活,魏徵却要多事,说什么于礼不合之类,常整得唐太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

  莫说文治武功,就论从谏如流的容人之量,秦始皇以来的帝王中找不出第二个可以同唐太宗比肩的。饶是如此,魏徵依然不依不饶,整天围着皇帝耳朵边不断提醒他注意纳谏:说得好您要听,说得不好您也要听,水平高的要听,水平低的也要听,不然大臣们谁敢说话呢?有一次更是直截了当批评:您现在纳谏态度可不如当年了,贞观之初您求谏若渴,唯恐人家不说话;后来也能高兴地听从谏言;现在依然纳谏,但经常流露出不高兴的脸色,让臣子们都看在眼里。身边有魏徵这么一个家伙,要是一般人恐怕连上朝的兴趣都没有了。

  唐太宗也不是没有怒过,一次退朝之后到长孙皇后那里撒气,嚷嚷着要把这个“乡巴佬”给办了。亏得皇后贤明,穿戴好典礼才用的正装,向皇帝下跪道贺他得到一个忠臣,这可是圣君的标志,才使得唐太宗转怒为喜。魏徵去世之后,太宗亲自祭奠,并留下了那段传颂千古的“三镜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就是第三面镜子。贞观十八年太宗征高丽失败后,感慨“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中国文化讲求反求诸己、退恭自省,既要每日三省吾身,也要见贤思齐,向他人学习,虚心接受批评,从而正心修身、不断进步。孔子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痛恨上下左右逢源的乡愿,尊敬像楚狂接舆、荷蓧老人这样的狂狷之士。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关系,是君子之间的和而不同、比而不周,而非小人之间的同而不和、周而不比。进入政治领域,理想的君臣关系,就是“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能否广开言路,接受建议,常常决定一个朝代的盛衰。我们的中学课本中就学过《战国策》中“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历朝历代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周厉王不听召公谏言,还要止谤路人,最终民怨沸腾,冲垮了周王朝的堤坝。秦二世时赵高在朝堂之上指鹿为马,满朝公卿唯唯诺诺,少数说真话的人被一一清除,秦二世周围再无忠臣。官渡之战,袁绍拒绝田丰、沮授等人的逆耳忠言,曹操则广招贤士,虚心求教,连袁绍手下的谋士许攸也为曹操所用,最终击败袁绍一统北方。同样是曹操,在接下来的赤壁之战中却一意孤行,败走华容道后痛哭谋士郭嘉早死,致使身边无人劝谏自己纠正错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仿连珠》一文中,提出了“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唐太宗的“三镜论”也许就脱胎于此。

  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有话都不说。大凡成就大业者,往往虚怀若谷,从内心深处愿意倾听不同意见。明代大儒王阳明主政地方,出巡时让衙役打的牌子不是常见的“肃静”“回避”,而是“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一时传为佳话。

  有国外人士认为,中国共产党有稳定的领导层,也有庞大的民众基础,具有“纵向民主”的特点——通过上下互动交流,个人平等参与组织活动,基于理性讨论达成有效共识,从而采取集体行动。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的庸俗哲学,主张有话放到台面上说,以当面锣对面鼓的批评求得肝胆相照的真团结。无论党内还是党外,都尽可能广泛地倾听意见,了解真实情况,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我们党对待批评的基本态度,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实事求是,分清是非,最忌从恩怨、得失、厉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用人为的芥蒂把意见和分歧推向工作的反面。延安时期,开明绅士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后,不少人怀疑其动机不良,但毛泽东同志从人民利益和实际需要出发,以诚相待,将这个办法称为“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带头进行充分的民主讨论并通过了精兵简政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困难、提高工作效率起了很大的作用。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讲到党委会的十二条工作方法,强调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要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这些思想历久弥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胸襟气度。(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