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真结伙食费

　　杨善洲下乡、出差，碰上饭点，大伙吃什么，他吃什么，吃完结账，绝无例外。他不允许别人为自己付伙食费。曾在杨善洲身边工作多年的一位秘书，永远难忘老书记让他拦班车去补交伙食费的经历。

　　1986年，这位秘书随杨善洲到龙陵县调研。结束时，在县委机关食堂吃了一顿饭：一碗白菜，一碗蒜苗，一碗酸菜炒肉，外加一碗萝卜汤，费用一共6．5元。秘书去结账，县委书记推辞：“菜很简单，我用我的伙食费去冲抵就行了。”回保山路上，杨善洲突然问起吃饭是否结账，这位秘书如实相告。

　　“停车，你立刻搭班车回去结账！”杨善洲口气不容商量。秘书只好下车，拦了一辆公共汽车，回去结了那6．5元的伙食费，可他在路上来回的车票、住宿却花了33．5元。

　　这位秘书一路都在想，这就好像用一只鸡去换一个鸡蛋。

　　回到保山，一连几天，秘书想着最后全部由老书记掏钱结的这笔花费，忍不住对老书记说：“为了6元多，你又花上33元多，值不值？”

　　杨善洲接口道：“账不能这样算！我们机关干部下乡，这里吃一顿、那里吃一顿，拍拍屁股就走，剩下的账谁去付？最后还不是摊到老百姓身上！”

　　不仅在职时，退休后到家乡施甸县领办大亮山林场，杨善洲还是坚持自己交伙食费，每次出差都是大家伙平摊吃饭钱。作为大亮山林场指挥长，22年间，他在林场没开过一张发票，没报过一张单子。

　　公车不私用

　　私事不用公车，是杨善洲的又一习惯。

　　他的家在保山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离保山城区有一百多公里。时任地委书记的杨善洲，回家都是自己买车票坐班车到施甸县城，往下的路当时不通车，他就徒步走回大柳水村。他的理由很简单：“回家是私事，不能用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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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杨善洲在大亮山林场共事多年的周波，曾做过七年的林场会计。他清楚地记得，杨善洲的老伴因外出看病，坐过四次林场的吉普车，事后杨善洲向林场交了370元。

　　对于自己的这一习惯，杨善洲这样对人解释：“车子是办公用的，不是接送家属子女的。我当领导有小车用，那些买不起车、买不起摩托车的人怎么办呢？想想这些，我觉得当个领导已经够‘特殊’的了，还想多占点其他的便宜就太不应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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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门紧闭，前门敞开”

　　每逢有亲朋请杨善洲办私事，他总是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在我这里没有‘后门’这回事。”

　　杨善洲的大女儿辍学回家务农，乡卫生所、供销社让她去工作，杨善洲不同意。他的二女儿初中毕业后想去参加县上招工考试，但由于户口是农村的，不能报考，就请父亲找找人帮她转成城市户口，杨善洲不同意。后来，二女儿到乡下做了代课教师，通过考试转正，至今一直在施甸乡下小学教书。

　　1993年，杨善洲的孙子杨福李到大亮山林场打工，后因受不了山上的艰苦想去外地。按当初他和林场的签约，干不满五年违约要交罚金。林场的人找到杨善洲，为他孙子说情，“孩子年少，罚金就算了。”他不同意，硬是盯着场里罚了他孙子300元违约金。

　　对自己和家人严上加严的杨善洲，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充满热情。

　　1982年，他下乡了解到瓦马小学校长杨盈昌在不通公路不通电的乡下工作了20多年，妻子和两个孩子都还在农村，家里生活很困难，他沉默了。回去后，他向地委提出，要关心农村教师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不久，当地政府为杨盈昌等一批农村骨干教师的家属办理了“农转非”。

　　2007年，一位市民被人打瞎一只眼睛，迟迟得不到合理的救助赔偿，找到杨善洲诉说心中的委屈。“把人眼睛打瞎了还能不管？”已是80高龄的杨善洲多方奔走，帮助这位市民讨回了7万元的医药费和伤害赔偿。受助人想请杨善洲吃饭，送他一点礼，他坚决不接受。

　　群众说：“老书记‘后门’上的那把锁是没有钥匙的，但是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却揣了一大串！”在杨善洲心中，权力是人民的，他只是为人民来行使权力。

　　（摘自《中学生廉洁文化教育读本》，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编，2013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