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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17-09-04 09:43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主要记载了自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汉书》是继《史记》之后问世的又一部史学巨著,与《史记》齐名,并称“《史》《汉》”,又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在古代典籍中,《汉书》具有与经书同等的地位。

  作者身世与成书经过

  《汉书》之成,历经数人,其中最主要的作者是班固(32-92年)。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出身于世代显贵之家,父班彪。班彪专心史学,认为《史记》记事止于太初年间,而之前众人所作续篇“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遂采集前代遗事轶闻,作《后传》数十篇,为《汉书》的编纂奠定了基础。《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应多为《汉书》采纳,只不过后人已经无法辨认出来,今《汉书》元帝纪、成帝纪、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的“赞”是少数可以确认来自班彪《后传》的史论文字。

  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去世,班固秉承父志,在《后传》的基础上编撰《汉书》。不久,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说班固私改国史,诏令右扶风抓捕班固入狱。弟班超担心他被刑讯,不能申明情由,冤死狱中,遂赶赴洛阳上书,申诉班固著述《汉书》的真实用意。此时,《汉书》已经完成的篇卷亦被官府自家中取走并上呈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欣赏班固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职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自任兰台令史始,班固参与《东观汉记》的编纂,先是与人合撰《世祖本纪》,后又撰写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永平年间,明帝令班固继续《汉书》的撰写。

  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于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由章帝亲自裁断,命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该书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对《汉书》的思想影响很深。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班固过世。

  其时,《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完成。汉和帝令班固之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写。班昭续成八表,《天文志》则由马续完成。《汉书》经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之手,前后历时三四十年,足见著书之不易。

  《汉书》的体例与基本内容

  在现存的史籍中,《汉书》保存西汉历史资料最为完备。《汉书》体例严整,叙事详明。纪撮记大事,钩玄提要;表谱列人物,补传所不及;志述典章,明体制之变迁;传详人事,阐史实之原委。纪传表志功能各异,互为补充。

  《汉书》包括纪十二篇,以编年体记载西汉十二位帝王(含吕后)在位时期的大事,为全书之纲领,对西汉兴衰的全过程作了基本勾勒。

  表八篇,前六篇分别记录西汉时期异姓、同姓、外戚、功臣等各类王侯的功绩、封邑和世系。《百官公卿表》记载秦汉时期公卿将相等职官的设置变迁、职掌、级别,以及属官的员额、职能等,并以表格形式,按照十四级三十五官格,详细谱列西汉公卿将相等朝廷重要官员的任免迁转,皆系以年月,是研究秦汉官制的重要资料。末篇《古今人表》则收录汉以前的历史人物,从传说中的太昊帝到秦末吴广,依其品行、事功等分为九个等次,以示褒贬评价。表的优点是补充了纪和传受体裁所限而无法记录的很多重要史实。

  志十篇,专述古代至西汉的礼乐、刑法、天文、历法、灾异、经济、地理、水利、典籍学术等。《汉书》志有六篇与《史记》八书有渊源,但与《史记》多有不同,内容更为丰富。至于《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四篇则为《汉书》首创。《刑法志》系统地记载了古代至西汉法律制度的沿革,又兼述了古今兵制。《五行志》专载五行灾异,既是研究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直接材料,里面的水旱、雨雹、地震等自然灾害和日月食等天文现象的记录又是研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地理志》记录了西汉的郡国县道等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户口数字以及各地物产、风俗等,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必备资料。《艺文志》根据刘向、刘歆父子整理西汉宫廷藏书的成果《七略》,著录西汉宫廷藏书,总结诸子百家学术派别和源流,确立了中国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汉书》的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每篇志都可以说是一部典章制度通史。欲了解上古至西汉的有关制度,《汉书》志是不能不读的。

  传七十篇,包括人物传和中原之外诸民族传,分别记载西汉各领域重要人物的生平以及周边民族的历史等。一些历史大事在帝纪中因体例所限,寥寥数语,传则可以作详细记载。《汉书》人物传又有类传,如《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外戚》等传;有数个生平遭遇、事迹等相似的历史人物的合传,如《陈胜项籍传》《韩彭英卢吴传》《卫青霍去病传》等;有世代为高官的家族传记,如《楚元王传》《张汤传》《杜周传》《萧望之传》《冯奉世传》等分别为张汤、杜周、萧望之、冯奉世等人及其子孙的传记;有思想文化方面重要历史人物的单传,如《贾谊传》《董仲舒传》《司马相如传》《扬雄传》;另有一些参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次要人物不足以立专传,也不足以与人合传,其简短的传文以附传的形式附于其他人物传末,如《卫青霍去病传》末的李息、公孙敖等传。

  人物传的编排皆以时代先后为序,类传在专传、合传之后,次则诸民族传,再次则外戚、元后、王莽传,最末为《叙传》。《叙传》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

  《汉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文风谨严,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描写于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汉书》保存了不少乐府歌辞、书疏文赋,例如《礼乐志》收入《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司马相如传》收入《子虚赋》《大人赋》,《司马迁传》收入《报任少卿书》,《东方朔传》收入《答客难》《非有先生之论》,《杨恽传》收入《报孙会宗书》,《扬雄传》收入《反离骚》《校猎赋》《长杨赋》等等,都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

  《汉书》原共计百篇,今本一百二十卷,缘于后人拆分了其中的部分篇卷。

  《汉书》与《史记》的关系

  首先,《汉书》是断代史,《史记》是通史,这是二者的一个突出差异。班固之所以采用断代史的编纂方式,缘于他认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应该如唐虞三代,有典谟之篇扬名后世,冠德百王。

  他批评《史记》把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坚信“大汉当可独立一史”,因此,班固摒弃众人为《史记》作续篇之旧轨,开辟断代为史之新途。他的这一创举对后世影响极大,正如刘知几所说“自尔迄今,无改斯道”。《汉书》之名亦仿自《尚书》,意在表明汉朝所创立之功业与唐虞三代齐等。班固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降格为传,将原本为一个独立朝代的新莽朝的历史,亦以《王莽传》的形式附在西汉全部传记的后面。这是读《汉书》时应该注意的。

  其次,纪传体史书创始于司马迁《史记》,《汉书》继承了这一编纂体裁而略有调整,将《史记》之“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经过班固改动之后的纪传体,成为后世正史之范式。

  再次,《汉书》记载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史事,与《史记》多有重叠。同一个人物的纪传,因为司马迁在史料采择和文字叙述等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没有必要故意另起炉灶,所以《汉书》常常移用《史记》的文字,这反映了班固实事求是的史学编纂思想。后人或有讥班固剽窃史迁者,所论未免偏激,失之公正。更何况班固与司马迁在史学思想以及材料取舍标准上不同,《汉书》移用《史记》时并非原封不动挪用,而是常有增删改易。

  第四,为了更完整地反映汉武帝中期之前的历史,《汉书》在《史记》所立该时期的纪传之外,还新增了一些纪传,例如《惠帝纪》,吴芮、王陵、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建、苏武、张骞等人的传。

  汉武帝中期以后的西汉历史,班固以《后传》为基础,博采典籍、档案,斟酌去取,缀集成篇。

  《汉书》一问世,即广为流布,“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后人更是赞誉《汉书》“文赡而事详”,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评论。

  推荐《汉书》的几种读本

  旧注本。《汉书》多用古字古训,文字艰深难懂。历代注释者很多,较具代表性的注本有二,唐颜师古《汉书注》和清末王先谦《汉书补注》,是集大成之作。前者以中华书局点校本最为通行,后者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点校本最便于使用。

  今注今译本。古人的注释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同样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因此,今注今译是不错的选择。张烈主编《汉书注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吴荣曾主编《新译汉书》(台北三民书局,2013年)都是注解准确明晰,译文切合本义的注译本。

  选注本。《汉书》篇幅很大,很多人可能做不到通读全书,可以选择好的选注本。这方面的选本也有不少,推荐三种。一是冉昭德、陈直主编《汉书选》(该书是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史学名著选”丛书中的一种,1962年初版,之后多次重印);二是顾廷龙、王煦华《汉书选》(中华书局,1962年);三是汪受宽《汉书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白文简体字本。有注文的本子,读起来不连贯。有的读者不喜欢正文中间有大量注文,追求阅读连贯、方便,可以选择白文本。中华书局、岳麓书社等都出版过用简体字排版的《汉书》,删去了颜师古注和缺乏可读性的八表的表格部分。(国家图书馆研究院研究馆员 汪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