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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家国情怀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17-06-12 08:24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七十多个年头了。他为革命事业牺牲在皖南屯溪那年,我才满一岁。父亲的音容笑貌我已无法回忆起,但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只是这些精神遗产我们是通过他生前的挚友石西民叔叔、骆耕漠伯父等人的口传,以及祖母的讲述,才知道的。

  父亲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期。他从十六岁起就投身革命,直到三十岁牺牲。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年革命生涯,父亲却在其间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篇章。

  进入省立九中(严州中学的前身)之后,父亲马上投入到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参与学潮的经历,使其在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上海求学时期,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投身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东渡日本留学时,他因参加反帝大同盟,遭受日本警视厅的审查、拘禁。被驱逐回国后,他在上海继续投入轰轰烈烈的工运、学运活动,后因被叛徒出卖,于1933年春再次被捕入狱,受监禁达两年之久。

  父亲虽然在狱中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但表现得非常顽强,没有向敌人屈服。相反,他的革命意志锻炼得更加坚强,对敌斗争的经验变得更为成熟。然而,父亲患上了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的肺疾。从那以后,在他的革命征途上,父亲不仅要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斗争磨炼,还要承受病痛的折磨。

  父亲的革命斗志高昂,环境越艰苦,他越是主动要求到那里去工作。抗战爆发后,他抱着沉重的病躯,奔赴浙江战时政治中心丽水地区去做开辟工作,发展地下党组织。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时间,为整个丽水地区革命工作的蓬勃发展做出了贡献,为新四军部队输送了大批优秀的骨干力量。

  父亲在十几年的革命工作中,总是无私帮助革命同志,极少考虑个人安危。据长辈们的转告,父亲在杭州工作期间,有一次因组织受到破坏,正在万分焦急之际,突然在西湖边发现了他的同志,可是对方并不理睬他。凭借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所特有的革命警觉性,他预感到情况不妙。这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设法营救受困的同志。在上海期间,父亲经常把家中带去的钱物分送给生活困难的同志,而自己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就以写文章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父亲生活俭朴,在丽水工作期间,他公开的身份是新知书店经理和县自卫中队副指导员,每月薪俸合计三十五元大洋,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按道理讲,他完全可以适当地为自己虚弱的身体增加一点营养。可是,他并没有那样做,他想到的是前线的将士急需的药物和给养。父亲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每餐从不吃两个菜,有时一碗梅干菜要吃上几天,而把省下来的钱全部作为党费上交。母亲看到父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看到他咯血不止的时候,总不免对他唠叨几句,甚至发脾气,想让他注意自己的身体。可是,他总是耐心地说服我的母亲:“抗日前线的同志为革命整天流血牺牲,我们搞地下工作的,生活过得艰苦一点算得了什么!”

  为了革命事业,父亲不仅生活俭朴,而且对待工作呕心沥血,没日没夜地只知工作却从不知休息。在丽水时,他要领导县里的地下党活动,还要担负开辟建立松阳、遂昌、青田、云和、缙云等县的党组织工作。母亲告诉我们,父亲经常要带病跑八九十里山路,深入到农村、工厂、学校去指导党的工作,有时一去半月不回家,回来时不仅消瘦了,身上还长满了虱子。

  有一次经遂昌去青田参加党的重要会议,为了躲避敌人的封锁,父亲一个人翻山越岭,进入渺无人烟的荒凉之地。当时天气又闷又热,父亲又渴又饿,却只能喝冷水吃野毛桃充饥,回来后病倒在床。病稍好后,同志们都劝他多休息,可是他从没有一天停下过手上的工作。

  在那段时期里,父亲不仅白天忙碌地工作,晚上还要写文章,编辑《动员周刊》《合工十日》等报刊,以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独自一人静坐在微弱的烛光之下专心写作,写一阵咳嗽一阵,甚至经常通宵达旦。因为人手短缺,他不仅要负责编辑,还要负责审稿、编排、校对,直到出版发行,有时还要到印刷厂帮忙。

  父亲就是这样,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光和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叫母亲为他支撑起身体,以便自己处理党的工作。

  弥留之际,骆耕漠伯父代表党组织来家看望,父亲仍感到自己为党做得太少了。即使在那时,他关心的仍然是党的事业和同志们的安全,心里想的还是为事业、为他人贡献力量。

  当然,父亲对我们子女也寄予了无限希望。母亲告诉我说,我出生时,父亲精心取了三个不同年龄用的谐音名字:幼年叫丽萍,象征着父亲和母亲同为革命事业在丽水萍水相逢;长大求学时叫旅平,意为旅行到北平读书,然后再送到革命大后方苏联去留学;留学归国,参加工作后叫犁平,意思是继承父志,投身革命选择为平定天下做贡献。这是多么乐观的遐想,也让我从中读懂了父亲这位共产党员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蒋犁平)